藥品回扣不應靠“道德”約束

國家衛計委發布的《2015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醫療總費用中，門診藥費占48.3%，住院藥費占36.9%，而英美等發達國家藥費占比僅為10%左右，我國藥品降價還有較大空間。

“公立醫院‘以藥補醫’的背后是有苦衷的”，詹積富坦言，政府投入少、醫生待遇低，醫院想創收就只能實行藥品加成，默許醫生開大處方。要回歸公益性質，就必須轉換運行機制，并明確政府的投入和監管機制。

針對“醫生藥品回扣”，德國政府為醫療改革開出的處方：一是提高醫療保險費用；二是改革醫療體制結構，引人市場競爭機制，增強透明度，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和質量。醫生開藥的透明度就是一個“競爭”的結果。

在莊一強看來，不能只靠“道德”約束、靠指責來解決問題，應深度分析制度原因，尤其是制度中醫生陽光收入的來源。

香港醫生拿回扣成本有多高？

莊一強舉例說，醫生應有合理、正當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個商學院學生和醫學院學生同時畢業，前者月收入1萬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萬港元，一些大牌醫生的月薪可達到20萬或30萬港元。拿著這樣的薪水，沒有醫生會在意病人遞上來的紅包，病人如果想通過給錢向醫生“示好”，“根本給不起”。

莊一強表示，在香港醫生如果收紅包或拿了藥品回扣，醫管局和廉政公署會介入調查，一旦問題確鑿，醫生將被吊銷執照并全行業通報。這就意味著，一個辛苦學習多年、有良好社會地位和高收入的醫生，從此失去行醫資格。“如果香港醫生敢昧著良心干事，違法成本太高。”

在美國、德國等大部分國家，如何處理醫生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防止醫生利用處方權獲取不正當利益，都是這些國家的管理者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以美國為例，從1972年起，美國就頒布實施了《反回扣法》，規定無論醫生醫療、醫療機構還是轉診機構，如果違反法律規定收取或支付了回扣，再或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輸送，都會視情節輕重受到相應的處罰。其中，單次違法并被法院認定為有罪者，將被處以最高25000美元的罰款，以及5年以下監禁，而政府也將不再對違法醫生及醫療機構提供任何補助或資金支持，并禁止其參加所有聯邦層面的健康項目。即使未被法院最終定罪，違反法律的醫生或醫療機構，仍可能被相關衛生主管部門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