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經濟學家,以及對自然科學發現不太熟悉的普通人眼里,創新就像砸中牛頓腦袋的蘋果,是不可預見的。創新過程充滿了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創新沒有統計規律可循。如果能提前預測創新,那它就不是創新了。

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創新分為兩種——原創和追趕。原創是做出以前沒人做過的事,追趕是做到別人做過而自己沒做過的事。

對于原創,上述觀點很正確。這使得占據領先地位的國家在開拓新領域時困難重重,對產業的引導常常以失敗告終,例如日本的第五代計算機、模擬信號電視。

但對于追趕,這個觀點就不成立了。這時要達到什么樣的目標是很清晰的,采用什么樣的技術路線往往也很清楚。

比如,在美國造出原子彈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核武器是可以造出來的”,這就是核武器最大的秘密、最重要的信息。蘇聯、英國、法國、中國用不著從頭摸索,許多技術通過分析已有的情報就足以確定方向。

另一個例子,是零部件的國產化政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很多領域引入了外資,也制定了國產化的指標和政策。通過這種途徑,培養了很多技術人才和零部件企業。例如奇瑞汽車董事長尹同躍,就曾經是一汽大眾總裝車間主任。中國的汽車和大飛機產業雖然還不算特別成功,但畢竟具備了造出整車和大飛機的能力,能夠向國外出口,縱向比進步巨大,這其中國產化政策功不可沒。

將光信號轉換為電信號的光電倍增管,是粒子物理實驗的關鍵部件。日本物理學家小柴昌俊因為探測宇宙中微子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物理獎,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會做20英寸光電倍增管,實驗成本大大低于只會做5英寸管的美國。諾貝爾獎網站上有一張照片,就是小柴昌俊抱著20英寸光電倍增管。

這些例子說明,當處于落后地位時,以政策推動一個國家在某些領域取得突破是相當有用的。事實上,這不只是中國的經驗。韓國經濟學家張夏準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的史料證明了,現在的發達國家以前都是通過積極的政策在科技上實現趕超。這其中不僅包括以國家干預聞名的德國、日本,也包括往往被當作自由經濟典范的英國、美國。正如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所言:“沒有自然而生的自由放任,也從來沒有自然而生的自由市場。……自由放任不是一種完成事情的方法,而是一件需要被完成的事情。”

這樣看來,中國科技是否需要產業政策扶持,不是很明顯的嗎?(作者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副研究員,科技與戰略風云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