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于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而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和嚴起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稱《準則》），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這個篇幅簡短、文字不長的論斷，就像物理定律、數學公式那樣簡潔鮮明、不容置疑。

在重視管黨治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曾提出，要聚精會神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以后又分別提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要管黨才能管好黨、從嚴治黨才能治好黨；全面從嚴治黨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那么，管黨治黨究竟怎么管，從嚴治黨究竟怎么嚴、怎么治？抓手是什么？切入點在哪里？重點和關鍵又是什么？

中共十八大以來，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個總布局，按照把黨建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強領導核心這個總任務，我們黨堅持把研究管黨治黨的問題同研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緊密結合起來。“兩個關鍵”“兩個必須”，就是在這種研究探索的實踐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兩個關鍵”的規律性認識表明，我們黨已經在過去“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基礎上，進一步認識到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還在于要真正做到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而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和嚴起。這是全黨同志都應當牢記的新形勢下管黨治黨規律。

有些黨員、干部問：什么叫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活這個提法，最早是由毛澤東同志在1929年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提出的。他寫道：要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1929年，周恩來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國黨的黨內生活目前還不能說是完全健全”、“有些產業支部非常缺乏政治生活”。1954年，周恩來同志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確提出：“我們黨內政治生活”中有“生氣勃勃、上下通氣的優良傳統”，要“使黨內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來，有利于黨的團結”。這就是現在可以查到的“黨內政治生活”這一完整概念的最早出處。

黨內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包括：黨員對黨的政治路線、政治綱領、政治主張和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的學習、討論和實踐；黨員對黨內重大政治活動的知曉和參與；黨員個人與組織、少數與多數、下級與上級、全黨與中央健康和正常的關系。黨內政治生活通常還包括加強黨性鍛煉，過好黨內民主生活、“三會一課”的組織生活；包括堅持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范；包括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嚴格遵守黨的六大紀律。新形勢下堅持從黨內政治生活抓起、嚴起，就能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真正落到實處，把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反腐倡廉永遠在路上、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這“三個永遠在路上”體現在新形勢下管黨治黨的全過程；堅持從黨內政治生活抓起、嚴起，就能防止“四風”反彈和死灰復燃，防止反腐敗打“老虎”、拍“蒼蠅”像割韭菜那樣割了一茬又出現多茬，防止“四風”和腐敗現象的“野火燒不盡，邪風吹又生”。

為什么在新形勢下的黨內生活中要突出抓好政治生活呢？對此，《準則》是這樣回答的：因為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就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和不斷推進經濟活動市場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執政黨，只有堅持旗幟鮮明講政治，才能確立政治原則相對于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與主導作用，始終把經濟發展中的資本邏輯納入黨和國家政治邏輯的統攝之下，使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學會在經濟發展中既善于利用資本、又善于駕馭資本、駕馭市場經濟，樹立新型政商關系，使資本的力量同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一起，共同有效服務于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整體目標，服從于我們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核心使命，而不是也不能讓資本的逐利性來沖擊、動搖、瓦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也不能讓資本的力量來綁架廣大共產黨員、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思想和行為。

（作者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