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會對于女性遭受的性暴力產生恥感，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性侵受害者在面對大眾時，都時常需要做好被羞辱的準備，遭遇各種苛責和質疑。在這樣普遍的、對被性侵者進行二次傷害的語境下，我們或許很難奢望孩子們憑空產生對戰爭性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和憐憫。

學生：只要知道這個事情就可以了，你要是非把它拍成一個影像資料讓我們去看的話，好像有一點點過分。

學生：就是說，在這種沒有成年的情況下瀏覽這種東西，對性格或者是心理上會造成一些影響。

而這些聽上去像是混淆了“戰爭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兩個概念的印象。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女權主義學者宋少鵬曾檢索研究國內媒體對“慰安婦”的報道，發現“慰安婦”在大多時候，只是作為民族壓迫的符號出現，但其個人經歷和感受卻鮮少被記憶和挖掘。對于面目模糊的受害者，人們往往更不容易生出感情，甚至有可能將受害者與性暴力本身混為一體，覺得骯臟，希望回避。

中國是“慰安婦”強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國

中國是“慰安婦”強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國，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范圍內都很少有人知道龐大的中國“慰安婦”受害群體的存在。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蘇智良：從90年代初開始，整個的研究的隊伍并不樂觀，沒有多少人關注，主要就是我們上海師范大學的一個團隊。這個研究有很多條件的限制，需要大量的田野考察。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蘇智良：幸存者大多生活在農村，有很多人是沒有生育，因為她們的遭遇。所以她們的生活狀態是非常糟糕。我們對這些我們所發現的幸存者，也開始生活費的援助，從2000年一直到現在，17年沒有間斷過。像海南的陳亞扁老人，她多次地對來訪者說，如果沒有這些援助費，我早就死了。

90年代進入這個領域時，蘇智良剛過完第三個本命年，風華正茂；如今，他也步入了花甲。這些年來，他和夫人陳麗菲教授與大娘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問寒問暖，捐物添衣，探病送藥，直至陪她們走完最后一程。除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募集來的資金，蘇教授夫婦也一直自己出錢補貼取證費用和老人們的生活，一篇2005年的新聞中曾提到，截至當時，他拿出的花費就已有30萬之多。今天再問起，他卻不愿多談，只回復說，“遇見受害者群體，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就不能轉身離去。”

這兩年，蘇教授也曾嘗試利用網絡平臺發起捐助，獲得了數千網友的支持，但離“徹底解決老人們生活”的目標仍有差距。令他意外的是，今年年中，有人主動找上門來。

這是一場宣布資助“慰安婦”受害幸存者的新聞發布會，發起人是在華經商的韓國企業家梁必承、梁東霞父女。

記者：大概是在什么時候，是什么樣的契機，生出了想要幫助她們的心情？

梁東霞：非常最近的事情，我們一家人看了這個電影之后。

梁東霞指的電影，是今年春天在韓國上映的《鬼鄉》。這是一部講述朝鮮少女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故事。戰時朝鮮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慰安婦”受害大國，近年來，“慰安婦”問題在韓國一直廣受關注。電影《鬼鄉》中，中國少女被強征為“慰安婦”的情節，使許多韓國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國也有“慰安婦”受害者。

梁必承：看了以后，我、我的太太一起哭了。那時候我找(到)蘇教授，(問)什么方面我們可以合作，他說一個問題是生活費用，第二個問題醫療。

梁必承聯系了自己的多位中國企業家朋友，以及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領導，他們決定一起出力，負責老人們接下來的生活和醫療問題。他們為這個專門的救助機構取名叫“22人的朋友會”，是從中國“慰安婦”幸存者的人數得來。

二十二，也是郭柯第二部紀錄片的名字。在拍完記錄韋紹蘭大娘母子生存狀態的《三十二》后，郭柯決定把其他“慰安婦”幸存者的故事也記錄下來。

郭柯：希望它能進入院線，目不轉睛地去接受觀眾的這種凝視。

紀錄片進入院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增加知名度和上映機會，郭柯報名了許多電影節。

在莫斯科電影節、釜山電影節等不少國外知名電影節上，《二十二》都曾獲得提名甚至拿獎；但報名國內電影節，卻總被拒之門外。

難得的是，今年四月，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通知影片入圍，并邀請該片在北京師范大學進行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