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家中面對孩子的無理取鬧，經常說“都是你的”“寶寶就是對的”，遂其心愿、妥協讓步時，我們必須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校園霸凌事件中扮演邪惡的角色。

在大學任教六年以來，每年都給大一新生上課。第一堂課，總免不了講些題外話，說說應當注意的入學適應問題。我通常是拿中小學作為對比的。

從小學到大學，哪一個階段發生的打架斗毆事件最多？肯定不是大學。但是，面和心不和的情況，在大學生的人際交往中客觀存在。因而，室友之間可能發生錘擊、鴆殺的犯罪行為，閨蜜之間會因為爭名奪利而“暗黑破壞”。相比之下，小學生的打架斗毆只能算是“打鬧”。

不過，最近一些地方發生的中小學生霸凌事件，讓我對自己每年都跟學生嘮叨的碎語，有了一點新的反思：它們真的只是“過分的玩笑”嗎？

人們的習慣性思維時刻助長著這種惡劣局面：要么篤定地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來否定小孩子純正向善之言行，甚至暗笑他們的“迂”；要么就是一廂情愿地以“浪子回頭金不換”“周處除三害”的掌故來為“小霸王”們開脫，甚至為其某些蔑視公序良俗的舉動站臺、張目。

現代化歷史進程同步開啟了人類心態的年輕化。人們告別尚古非今的前喻文化傳統，滿臉皺紋不再等同于有智慧的人生經驗，知識和技能的傳播也不再只能口耳相傳。活力來自于青年，因而社會推崇青年、禮贊青年；青年又出自于童年，所以我們萌化童年、神化童年。“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小孩子犯錯誤自然更不必掛懷了，反而是老年人動輒得咎，承受“老而不死是為賊”的咒罵。

權利的優先序向孩子傾斜，兒童逐步被特殊化以至于神圣化，成為一個備受推崇的群體，這一過程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法國歷史學家阿利埃斯在其代表作《兒童的世紀》中有明確的結論。他認為，在前工業社會，孩子的成長環境其實與大人別無二致，他們不被認為是“珍稀物種”或特別值得呵護。人們對兒童也只懷有一種非常淺薄的情感，或可稱之為“溺愛”。兒童被認為是好玩的小東西，人們與兒童玩耍，就像與動物、寵物玩耍一樣。17世紀末開始，學校成為教育的普遍方式。這意味著兒童不再通過直接接觸和模仿成年人來學會生活，而與成人世界相隔離，開始與同齡人一起，接受專門的規訓。這種規訓，固然有對童年天真爛漫的破壞的一面，卻也是一個人完成社會化的必要過程。

17世紀的洛克與18世紀的盧梭，在教育問題上就明顯提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主張。《教育漫話》和《愛彌兒》，一個要通過系統訓練來培養紳士，一個要通過順其自然來呵護天性。但兩者的共識是，孩子需要被重視，孩子與我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