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年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并將繼續給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全方位合作帶來歷史性機遇。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重新梳理其厚重的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戰略意義。

第一,“一帶一路”在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歷史性變化的背景下提出,與中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密切相關。

近幾十年,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堅持改革開放和互利共贏,經濟增速持續領先世界,從上世紀70年代末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在2015年增至8000美元,并將于2020年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第一個目標,人均GDP達到12000美元以上,從而順利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世界銀行界定的高收入國家行列。

與此同時,中國積極承擔全球性大國的責任,既身體力行,努力維護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金磚國家機制等國際機制中發揮重要和核心作用,又針對全球治理體系不盡合理的地方提出改革方案。

第二,“一帶一路”是在全球治理領域出現思想混亂乃至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

這幾十年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西方推崇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經濟治理模式已信譽掃地,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學家今年5月也公開撰文對此提出質疑。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凸現出中國選擇的、有別于西方經濟模式的獨特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及其政治機制體制保障經受住了歷史考驗。

第三,經濟全球化進入負面因素積聚、“反全球化”思潮和力量上升的新時期提出的。所謂“反全球化”不確定性大大增加。這其中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

一方面是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使得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中低端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加上全球化帶來的移民增多,都對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或者說“工人階級”造成了就業和收入的雙重沖擊,而治理國家的精英們把自己裹在“象牙塔”里,完全無視普通百姓的疾苦和訴求,底層百姓對精英階層的強烈不滿情緒日積月累,終于爆發出來。

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助推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勢力在全球范圍日益強盛,資本和技術的收益幾十年來一直遠高于勞動力收入。這種“剪刀差”導致一國內部和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年復一年擴大,為民粹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泛濫提供土壤。隨著民粹主義進入選舉政治,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受到巨大影響。這不僅正在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架構,還將直接影響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特朗普出奇獲勝,英國公投脫歐,到如今法國、西班牙、丹麥、希臘等國激進政黨在政壇影響擴大,都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第四,這些年地緣政治沖突和干擾增多,主要大國之間的關系趨于復雜緊張、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所必需的“同舟共濟”精神遭到削弱。國際社會希望能夠找到各國合作的新思路和新路徑,以緩解和消弭地緣政治的糾葛與沖擊。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帶一路”以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為依托,以中國發展和國內治理的成功經驗為基礎,可謂是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創新全球治理跨區域、跨領域、跨意識形態的“全球公共產品”。(作者是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