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投中學、技校、出版社、學術網站，統統石沉大海，音信全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陳盈碩士畢業找工作時，銀行、電力、電網這些“好單位”，“很順利進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陳盈曾進入北京一所中學的最終輪面試，二選一。“要了碩士，沒要我”。那所中學有位好心的學妹告訴她，“你講的東西我們都沒聽過，應該看看考綱，中學生跟大學生還是不一樣的。”

這種錯位感時常發生。陳盈的一位同學，是文藝學女博士，因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務員。現在做會務，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場地，周圍是喝白開水的阿姨，看股票新聞的大叔，還有討論“雙11”該淘點啥的同事。那雙習慣了寫論文的手，費盡心思想寫出好看的公文來，“感覺她過得不開心，朋友圈有時發雞湯，有時發牢騷”。

女博士們忙著投身高速運轉的社會齒輪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顆合適的螺絲釘。

“大部分女博士畢業后都去做博士后，因為實在找不著工作。”陳盈曾遇到一位做了兩年的女博士后，燙著長卷發，叼著煙，學校出臺了嚴苛的科研標準，達不到就得離開，而她已經32歲了，“備受歧視”。

在找工作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家用人單位都明里暗里地問陳盈，打算什么時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開后，很多讀書期間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壓力了。”

女博士畢業后，通常已經30歲，婚姻問題咄咄逼人，買房生子緊隨其后。陳盈的同學，“長得特別像人們心中女博士的樣子。”她35歲，看起來卻像45歲，頭發白了，臉上很多皺紋。一直未婚，別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戀愛這件事，陳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個女人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呢？”

一開學術會議，男博士們都在研究課題，女博士則聊多大生小孩，痛訴“血淚史”。但在科研壓力下，陳盈不敢輕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了，孩子是個寶貝；如果生活都沒理順，那就是個累贅。”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樣。有個師兄，從山溝溝里考出來，他當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最終上了大學，通過努力同樣能夠趕上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