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郗璿墓識》的內容

論述其可信度和資料的珍貴性

《郗璿墓識》全文僅485字，而內涵非常豐富。王汝濤等先生認為其間有諸多疑點甚至錯誤之處，今謹分幾個問題予以考辨。

1。右將軍和右軍將軍問題

王汝濤先生說：“《墓識》的第一行與第二行，對王羲之均稱之為右將軍，比《晉書·王羲之傳》記他為右軍將軍高了一個官品，有人據此《墓識》考證應是《晉書》所記錯誤。又據《晉書》，江虨為會稽內史，右軍將軍，《墓識》也寫作右將軍。誰對誰錯呢？筆者以為《墓識》上的兩個右將軍都錯了。”

關于這個問題，吳大新先生有一篇專論《“王右軍”考論——王羲之是“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從右軍將軍、右將軍究竟是怎么一個官職，右將軍與右軍將軍有什么不同，王羲之究竟是“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右將軍、右軍將軍的混亂是如何造成的，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右將軍的，右將軍會稽內史是否仍然掌兵等六個方面，通過分析唐修《晉書》以前各類文獻對王羲之官職的記載，結合東晉的品秩，縱觀王羲之一生仕歷，認為王羲之所任是“右將軍”而不是“右軍將軍”，右將軍、會稽內史也不同于一般的郡守。（吳大新：《“王右軍”考論——王羲之是“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6年6月，第26卷第三期。）

吳先生羅列了唐以前十來種有關記錄， （見同上文，這些記錄有——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南朝梁或梁代以前所出《獻之別傳》：“[獻之]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王羲之，右將軍。”[見《世說新語·德行》“王之敬病篤”條劉孝標注引]南朝梁或梁代以前所出《王氏譜》：“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見《世說新語·言語》“謝太傅寒雪日內集”條、“排調”篇“符郎初過江”條劉孝標注引]唐懷仁《集王書圣教序》：“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陳書·始興王伯茂傳》：天嘉二年[561年]，“征北軍人于丹徒盜發(fā)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及諸名賢遺跡。”唐何延之《蘭亭記》：“《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今古獨立者，見乎晉會稽內史右將軍瑯琊王羲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輯右軍雜帖之《與郗家論婚書》[王羲之為小兒子獻之提親]：“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敢致書司空高平郗公足下……”傳王右軍自作《記白云先生書訣》亦云：“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按：是王羲之自稱“右將軍”。南朝宋王愔《文字志》：“王羲之，字逸少……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見《世說新語·言語》“謝太傅言王右軍”條劉孝標注引]唐張懷瓘《書斷》：“王羲之，字逸少……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唐《晉書·王羲之傳》：“……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然后總結說：

西晉永嘉初年（公元307-308年）石尠墓志

總的看，唐以前作“右將軍”的為多，唐以后，《晉書》正史一出，“輿論一律”，多作“右軍將軍”了。十分不解的是，《晉書》的“總編”是房玄齡，但據唐盧元卿《法書錄》，在鑒定“逸少書一卷四帖”時仍作“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而跋尾題署的名單中就有房玄齡！唐以后作“右將軍”的盡管是少數，可注意的是宋朝桑世昌《蘭亭考》詳列蘭亭會四十二人名單時，首者儼然為“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從現有文獻來看，斷王羲之為“右將軍”似較正確。六朝人記載王羲之官位的《王氏譜》《獻之別傳》《采古今能書人名》及《文字志》中，只有《文字志》作“右軍將軍”。《文字志》講的是書法，并非專門的人物傳記，而且誤將右軍父王曠之“曠”寫為“礦”，似不夠嚴謹。《王氏譜》是專門的人物志，故可信度較大。

筆者還可以舉出一些足以說明問題的記錄：

宋陳思《書苑菁華》卷四：“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書一卷四帖。貞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撝裝，特進尚書右仆射上柱國申國公臣士廉，特進鄭國公臣徵。”（宋陳思：《書苑菁華》卷4，宋刻本。）這是唐魏徵等在王羲之書帖上的題名。同上卷十三：宋米芾《寶晉英光集》卷七《跋王右軍帖》：“右晉金紫光祿大夫、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一字。”（宋米芾：《寶晉英光集》卷7，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6冊，第134-135頁。）米芾的跋應該是有所本的。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四：“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清倪濤：《六藝之一録》卷124，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2冊，第521頁。）清王杰《秘殿珠林續(xù)編》卷六：“宋拓王羲之道德經一冊。[本幅]宋拓本二十一對幅，每幅縱七寸，橫三寸八分，楷書《道德經》上篇，經文不錄，首標‘晉右軍王羲之書八分’，書上雙龍圓印，下‘宣和’連印，末有‘右將軍會稽內史印’”。（清王杰：《秘殿珠林續(xù)編》卷6，乾清宮，藏清內府鈔本。）

以上這些材料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羲之的自稱、自署、其印章中的文字及王羲之所佩黃銀印上的文字，這些文字都無一例外地寫作“右將軍”。只要這些材料不是偽造的，那么王羲之曾任右將軍就是事實。

吳先生還從王羲之一生的仕歷結合晉代的官品制度作了詳細考證：

縱觀王羲之一生，先后曾任十職，（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已為四品，（拜）護軍將軍為三品，（遷）右將軍仍為三品，（出）右將軍、會稽內史仍為三品。問題的焦點在于，王羲之若為右軍將軍，則與前官、死后贈官難相銜接。第一，王羲之從三品的護軍將軍出任三品的右將軍會稽內史，只不過從京官外放為地方官，完全正常。而如果是“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就降為四品了，這種安排不大可能。第二，《晉書》本傳稱，王羲之“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即金章紫綬。《晉書·職官志》云：“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緩者，品秩第二。”一般而言，魏晉優(yōu)禮大臣，死時贈官只“晉”一級。因此，二品的贈官只能給三品的右將軍，不能給四品的右軍將軍。第三，兩晉門閥，子承父位。王羲之長子玄之早卒，次子王凝之沾了父親的光，他的最后官職是“左將軍、會稽內史”（見《晉書列傳第五十》）。左將軍與右將軍是同一系列、同一品位的。這樣，王羲之“右將軍”與王凝之“左將軍”也合上了。

現在我們再來讀王羲之自己寫的《臨河序》：“……右將軍司馬太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孫承公即孫統(tǒng)，時官“右將軍司馬”，而這個“右將軍”，就是王羲之本人！王羲之應為右將軍。

吳先生行文至此有些激動，他顯然認為，問題已經解決了。

但“右軍將軍”的發(fā)生也很早，除了歷史文獻以外，出土文獻亦已見，晉義熙三年（407）《謝求墓志》（球妻）“祖羲之，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二章，第289頁，學林出版社，2005年。）此事距羲之去世僅四十多年，為何會如此，尚可深入探討。

王汝濤先生認為作“右將軍”錯了的幾個理由，第一是“考《晉書》雖晚出，《王羲之傳》是唐太宗親自為之寫《傳贊》的，當不誤”。此點難以成立。為什么唐太宗寫了《傳贊》就不會錯了呢？第二是“《世說新語》成書于劉宋時，書中卻屢稱王羲之為王右軍”。“右軍”不等于“右軍將軍”，也難以成立。第三，“《言語》篇劉注引《文字志》亦言任右軍將軍”。前文已作分析，文獻中稱王羲之為“右軍將軍”者確實有，但有可能是錯的。第四，“至于稱之為右將軍，始見之于劉注所引的《王氏譜》，此譜成書晚于《世說》本書。似乎將右將軍與右軍將軍合二為一，在齊梁之間”。也不是理由。

所以，《郗璿墓識》將王羲之的官職寫作右將軍，并沒有錯，反過來隨著《墓識》真實性進一步得到驗證，將成為王羲之所任乃“右將軍”而非“右軍將軍”的有力證據。

2。“都鄉(xiāng)”問題

《郗璿墓識》在首四行介紹郗氏和王羲之的籍貫時，都有“都鄉(xiāng)”一詞。“都鄉(xiāng)”何解？

清顧炎武《日知錄》都鄉(xiāng)：

《集古錄》宋宗愨母夫人墓志：涅陽縣都鄉(xiāng)安眾里人。又云窆于秣陵縣都鄉(xiāng)石泉里。都鄉(xiāng)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xiāng)蓋即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成陽仲氏，屬都鄉(xiāng)高相里。（清顧炎武：《日知錄》卷22，清乾隆刻本。）

“都鄉(xiāng)”，出土墓志所見多有，顧氏謂“即今之坊廂”，是否正確，有疑。

西南大學博士黃敏綜合各家說法云：

要說同名異地，最多者莫過于“都鄉(xiāng)”。從眾多材料知基本上每個縣都有一個都鄉(xiāng)，且是縣治所在，這種同名異地是行政政策實施過程中強加于地理名稱的體現。出土文獻中都鄉(xiāng)的記錄是最多的，尤其是三國吳簡和墓志，三國吳簡主要是長沙國的情況，墓志涉及的都鄉(xiāng)遍及各個朝代、郡縣，傳世文獻都鄉(xiāng)記載并不多。

都鄉(xiāng)所指歷來說法不一。《日知錄·都鄉(xiāng)》說：“都鄉(xiāng)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xiāng)蓋即今之坊廂也。”楊晨認為“都鄉(xiāng)言鄉(xiāng)，當是附城近地”。《漢書新證》說：“西漢初中期，各縣最重都鄉(xiāng)、都亭制度，都鄉(xiāng)為各鄉(xiāng)之首，都亭為各亭之首。”裘錫圭先生認為“古代稱縣治所在之鄉(xiāng)為都鄉(xiāng)”，侯旭東認為“按一般慣例，城鎮(zhèn)所在的鄉(xiāng)稱為‘都鄉(xiāng)’”，高詩敏認為都鄉(xiāng)所指不確，時代不同都鄉(xiāng)域不同。（黃敏：《漢魏六朝石刻鄉(xiāng)里詞語的整理與研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竊以為裘先生的說法是比較準確的，都鄉(xiāng)是縣治所在之鄉(xiāng)。

3。王羲之“年五十六”問題

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詳細分析的，按照東晉時流行的譜牒式墓志的做法，墓主如為男性，則可在標題下先列其夫人，同樣，如墓主為女性，當然應該先列出其丈夫，故《郗璿墓識》在標題下即先列出尚在世的王羲之：“前右將軍、會稽內史，瑯耶臨沂都鄉(xiāng)南仁里，諱羲之，字逸少，年五十六。”

王汝濤先生一方面說“年五十六”這句話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說：“細思之，是王羲之升平二年年56歲，極容易考證出來，而郗璿及其七子一女（獻之除外），當時的年齡卻不容易考證。本來完全可以不寫這四個字，或者作者有意識地證明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而特意寫上的吧？”

按照王先生的意思，此點造假并不難。

筆者以為多余不多余，這是就墓碑的行文規(guī)制而言的，本文第一部分已詳作探討，既然《郗璿墓識》是符合當時規(guī)制的，各碑在撰刻時有一些不同的處理方式，也不足為奇。此點不再討論。

但升平二年五十六歲，明白地揭示了王羲之生于晉太安二年（公元303年），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關于王羲之的生卒年，在學術界存在多種觀點，至今未作定論。

權威的大型綜合性辭典《辭海》“王羲之”條，括注其生卒年為：公元321-379年，一作公元303-361年，又作公元307-365年。（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1999年版]，彩圖縮印本[音序]，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第2181頁。）顯然以321-379為主。在不同版本的語文教材中也說法不一。（齊軍：《一個人，兩生死——語文教材中王羲之的生卒年月“辯”》，《語文建設》，2008年7、8月號。）關于王羲之生卒年的說法還不止這三種，孫鳴晨女史撰文歸納為五種，另外兩種是公元303-379、公元306-364，這五種說法都有學者和一定理論支持。（孫鳴晨：《王羲之生卒年略考》，《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二期。）

據孫女史文，公元321-379年說出自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余嘉錫先生已考證其不足據。《十七帖》中王羲之說（周撫）“年政七十”，自己“年垂耳順”。若依321年說，羲之59歲時已是公元379年，此時周撫已死14年了，何來“年政七十”之說？又《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羅時敘先生撰文考證，杜弘治死于公元321年，若此年王羲之剛生，何得見之而嘆？（羅時敘：《王羲之生卒年及任江州刺史年代考證》，《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公元306年和公元307年生兩說，不僅證據單薄，而且也經不起推敲。（參孫鳴晨：《王羲之生卒年略考》，《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二期。）

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郗璿墓識》的出世，已可為關于王羲之生年的爭議畫上句號。

4。王羲之七子還是八子的問題

《郗璿墓識》在列出丈夫王羲之以后，理所應當列其子女。根據王羲之自敘及史料記載，王羲之有七子一女，（參王汝濤：《郗氏墓識考辨》，《臨沂師范學院學報》第29卷第1期，2007年02月。）但《墓識》多了一個“長子”，于是王汝濤先生說：“論起資料的可信程度來，王羲之書信乃是第一手材料，《十七帖》與《晉書》本傳都說王羲之有七子，足以證明《墓識》上在王玄之之前增加了一個長子為不可信。”

但《郗璿墓識》如系造假，為什么要造一個沒有史料記載的“長子”出來，授人以柄呢？且《墓識》“長子”下沒有寫上名字及其他情況，顯為很小就夭折的一個兒子，王羲之后來育成七子一女，不再提已夭折的兒子，是很正常的。

林乾良先生《王羲之妻郗氏墓識簡介》：

論到子女，文中第五行僅“長子”兩字，連名也未取。近代以前，新生兒的死亡率很高。難產出來的死嬰以外又有臍帶風（破傷風，俗稱“七日風”）等。估計這個“長子”雖尚未賜名，但既生下來了，也不能不算，故保留了“伯”的地位。之前知道的王羲之長子玄之，字仲思；二子凝之，字叔平。向來學者對此感到不解，因為他違背了中國人兄弟排行所規(guī)定的伯、仲、叔、季的原則。今從《郗氏墓識》，則以上兩個疑點即可迎刃而解了。（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識簡介》，《書法賞評》，2015年01期。）

王羲之夭折的長子如字“伯某”，次子仲思，三子叔平，四子季文，伯仲叔季已經用完，于是五子字幼恭，很巧妙地用了個與“季”含意相同的“幼”字，但接下去六子、七子、八子出世，只能另起序列，分別字子猷、子重、子敬了。王羲之與郗氏生了八個兒子，取名字也煞費苦心了。

王福權先生另有一解：

在現今的很多王氏族譜中，都有王玄之字伯遠的記載，劉茂辰先生也認為王玄之就是伯遠。至于是否可信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考證。但是按照伯仲叔季（幼）子的順序排列的話，如果王玄之是長子伯遠，那么這個墓志的記載還是有誤的。由于一般認為王凝之字叔平是可以定論的，那么夭折的很可能是王羲之的第二個兒子而不是長子。按照伯仲叔季子的排行“七兒一女說”并不可靠。（按此處所指是學說，并非是否定王羲之書信的內容）筆者認為是立場不同所造成的，王羲之所說的“吾有七兒一女”這個“有”當理解為存在，也就是在世的才能算“有”。如果是他的二兒子很小就夭折，他給人說自己子女的婚姻狀況時自然不會算上這個早死的兒子。而我們在考證的時候和王羲之當時說話的立場是不一樣的，我們不管他是否在世，強調的是客觀存在。

可備一說。

不過數十年后，王羲之的這位長子也就被人遺忘了。《世說新語·品藻》：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注：《王氏譜》曰：楨之字公榦，瑯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弟七叔，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歡然。（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中華書局，2007年，第646頁。）

稱王獻之為第七叔，則是由玄之而下排序的。

《郗璿墓識》中的“長子”二字，為王羲之研究增添了重要材料。

5。王羲之諸子

的名字及婚配問題

除了長子以外，王羲之的其余七子在《郗璿墓識》中均有名字，其中除獻之外，又均有婚配情況。上文已述及，七子的名字，符合古代取名的規(guī)則，據王汝濤先生梳理，凝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的名字及玄之之名，可見于《晉書》和《世說新語》，渙之之名，見于《二嫂》帖等。關于渙之，筆者還可以舉出一條出土資料作補證，《謝球墓志》：“球妻瑯瑘王德光，祖羲之，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父渙之，海鹽令。”（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二章，第289頁，學林出版社，2015年。）

玄之字仲思，渙之的字季文，并不見于傳世史籍。

劉茂辰先生《王羲之的妻子兒孫考索》據《王氏宗譜》謂玄之字伯遠，配廬江何氏，無子，以凝之長子蘊為嗣，且進一步推論羲之書帖中多次提到的“遠”這個人就是玄之，王珣《伯遠帖》中的伯遠也是玄之。（劉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兒孫考索》，《臨沂師專學報》，1994年第一期。）似難以令人信服。王福權先生說：“有學者認為王玄之字伯遠，因而認為伯遠就是王玄之。筆者曾經想過這個觀點，如果延續(xù)下去推理，歷史記載王玄之早卒，他曾經參加過353年的蘭亭雅集，之后再無記載，即使王玄之在王羲之時（361年去世）去世，那么王珣寫此帖時才12歲，這么小應該是寫不出來那樣的筆力的。所以，‘伯遠’不可能是王玄之。”（王福權：《伯遠帖釋文新論》，《青少年書法》，2011年14期。）劉茂辰先生又引《宗譜》謂渙之字淳之，（劉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兒孫考索》，《臨沂師專學報》，1994年第一期。）與取名字的規(guī)則不符，亦恐難取信。

《墓識》所列王羲之八子中，除長子和幼子獻之外，其余六子的婚配、親家情況均有記錄，其中除凝之外，其余五子之婚配史無明文，為獨有資料，這些資料，在現存?zhèn)魇篮统鐾廖墨I中亦大多可以得到印證。容逐一審視。

《郗璿墓識》：“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囗陽范氏，父諱汪，字玄平，吏部尚書。”

范汪《晉書》有傳：“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后所記歷官中無吏部尚書，桓溫北伐后賦閑，卒年六十五。（唐房玄齡：《晉書》卷75《范汪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1982頁。）又《晉書·良吏傳》，“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唐房玄齡：《晉書》卷90《范汪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2336頁。）而《世說新語·排調》劉注引《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于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下，中華書局，2007年，第946頁。）這里寫到了“吏部尚書”。關于“潁陽”，清吳士鑒《晉書斠注》“荀顗字景倩，潁川人”注：“《文選·為蕭揚州薦士表》注引臧榮緒《晉書》作潁陽人。案：《地理志》潁川郡有潁陰，無潁陽，陽字為陰之訛。本傳失載縣名。”（清吳士鑒：《晉書斠注》卷39，民國嘉業(yè)堂刻本。）《世說新語》另一處引《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葢，即寧妹也，生忱。”（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上，中華書局，2007年，第405頁。）范汪之郡望應依《晉書》及《王氏譜》作順陽，惜《郗璿墓識》“順”字無法辨認。《世說新語》“左將軍略之孫”，“略”當依《晉書》作“晷”，蓋形近而誤。范汪著有《棋品》。（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上，中華書局，2007年，第381頁。）又有《范汪集》十卷。（清丁辰：《補晉書藝文志》卷四，清光緖刻常熟丁氏叢書本。下云：謹按見《七錄》，《隋志》一卷，《兩唐志》八卷，本書有傳。）

《郗璿墓識》：“次子凝之，字叔平，妻陳國謝氏，父諱弈，字無弈，使持節(jié)、安西將軍、豫州刺史。”

此事傳世文獻多有記載，出土文獻亦可證，《謝珫墓志》：長姑諱韞，字令姜，適瑯瑘王凝之，江州刺史。（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二章，第292頁圖，第293頁文，學林出版社，2015年。）

王汝濤先生說，“這一年謝弈已經死去，當于其官職前加一‘故’字”。按謝弈固然卒于升平二年，《晉書》帝紀：“（升平二年）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卒。”（唐房玄齡《晉書》卷8帝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203頁。）但郗璿卒在四月，其時謝弈尚存，怎么能加“故”字？

《郗璿墓識》：“次子渙之，字季文，妻潁川陳氏，父諱逵，字林道，使持節(jié)、衛(wèi)將軍、淮南內史。”

《世說新語·品藻》注引《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干，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中華書局，2007年，第630頁。）郡望、名字同，歷官不同，王汝濤先生以《墓識》誤，未作論證。又王先生說“淮南內史”之“內”字系“刺”字之誤，不知有何依據，“內史”自是一種官名，且“淮南內史”《晉書》中亦多有，為何一定要作“刺史”？

《郗璿墓識》：“次子肅之，字幼恭，妻陳國殷氏，父諱浩字淵源，使持節(jié)、中軍將軍、揚州刺史。”

王汝濤認為：官職中使持節(jié)應作假節(jié)。《晉書》本傳有“于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jié)、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唐房玄齡《晉書》卷77，中華書局，1975年，第2045頁。） 未載“使持節(jié)”，待考。

王汝濤和王福權兩位先生都認為升平二年，殷浩己革職為民而死，官職上應依第一、三行王羲之例，加個“前”字或“故”字。這最多只能說明《郗璿墓識》體例尚不夠嚴密。

《郗璿墓識》：“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諱籍，字項羽，熒陽太守。”

王汝濤先生說，“徽之岳父梅籍無考，然汝南郡的大族確有梅氏”。

今按《世說新語·方正》“梅頤嘗有惠于陶公”條注引《晉諸公贊》：“頤字公真，汝南西平人。”（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下，中華書局，2007年，第378頁。）又為一證。“熒陽”似當作“滎陽”，然王汝濤先生認為“滎”寫作“熒”是當時的習慣。

《郗璿墓識》：“次子操之，字子重，妻濟陽江氏，父諱虨（按：原碑無三撇，考見下文第三部分），字思玄，右囗囗、會稽內史。”

《世說新語·方正》：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注：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仆射、護軍將軍。”]旁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注：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下，中華書局，2007年，第381頁。）

《世說新語》以其郡望為陳留，《墓識》則作濟陽。王汝濤先生說，“《晉書》寫江虨為陳留圉人，《墓識》寫作濟陽人，有見識，因為晉代的陳留國只有濟陽，而無圉縣了”。按西晉惠帝以前，陳留、濟陽不分治，其后晉惠帝分陳留郡東部一部分為濟陽國，東晉改國為郡。故兩者并不矛盾。其官職無考。有《護軍將軍江虨集》五卷錄一卷。（清丁辰：《補晉書藝文志》卷四清光緒刻常熟丁氏叢書本。下云：謹按見《七錄》，“虨”隋志誤“彬”。本書有傳。）

但王先生說，羲之諸子聯(lián)姻之家，可考者原只二人（凝之、獻之），《墓識》增至六人，所增者是否可信，是應考者。上引劉茂辰先生文據《王氏宗譜》和《金庭王氏族譜》玄之配廬江何氏，操之娶的賀氏，是司空賀循的孫女。與《郗璿墓識》不同。

6。王羲之女兒問題

《郗璿墓識》在其八個兒子之后，列出了女兒的情況：女適南陽劉暢，字序元，撫軍大將軍掾，父遐，字子囗，囗將軍、會稽內史。

此與《世說新語·品藻》注所記相合：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注：《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注：《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于口也。”]（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下，中華書局，2007年，第646頁。）

王福權先生說，《墓識》及兒子親家，均用“諱”字，而此處沒有，是極低級脫文現象。筆者以為，《墓識》體例不嚴，容或有之，謂為“極低級”，過矣。

王汝濤先生說：“關于王羲之的女兒的資料，自來考證之人不多。清代魯一同取得一些成果。他在《王右軍年譜》中引《世說》劉孝標注桓玄與劉瑾的對話：劉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至于羲之的女兒叫什么名字，魯亦未考證出來。”有關王羲之女兒婆家的線索，雖然并不難尋，但在《墓識》中表出了劉遐、劉暢的籍貫、字和官職，是他處未見的，增添了珍貴的資料。

王先生考證羲之女名孟姜，“因而思索，魯一同……不知羲之的女兒字孟姜，情有可原，但《郗氏墓識》的撰文者，定然熟悉王羲之全家的事，竟然不能如七子一樣寫出孟姜的名字來，這又不能不令人懷疑《墓識》并非東晉時人秉筆的。”

王先生的懷疑似乎沒有充足的理由，《郗璿墓識》凡女性均未表出名字，包括羲之之女，羲之各子之妻，郗氏之姐妹。

7。郗氏外氏問題

《郗璿墓識》在郗氏兒女之后，列出了她娘家的情況，先介紹其外祖（實際上是母親）的姓氏：夫人外氏沛國武氏。

王汝濤先生說：“夫人外氏沛國武氏”這八個字更是多余的了。郗氏墓志，詳記郗氏娘家人已經沒有什么必要了，何必連郗璿外祖父家人都記上？如果論起重要性來，倒是應該記上其父郗鑒。倘若說是時郗鑒已死，那么謝奕、殷浩都是已死之人，為何又都寫入墓志了呢？

王先生又說：這一部分只有八個字，一個有關系的人名都沒有寫出來，而且根據墓志體例，沒有必要寫墓主外氏的。又只寫郗璿的外氏姓武，無法考實。

王福權先生發(fā)出了同樣的責難：識文所記“外氏”并非“外室”，指郗璿的母氏。古人記載先輩無非是為了顯名望，那么為何記載其母親“沛國武氏”，卻不記載鼎鼎大名的其父郗鑒呢？關于郗璿的弟弟妹妹等記載頗為詳盡，但是為什么連小輩都記載了卻不記載長輩呢？與禮不合，與理不合。

這些責難也沒有充分的理由。蓋因兩位王先生有認為此墓識不合他們心中的規(guī)制的先入之見，遂有“多余”之論。

夫人姓郗，其父當然也姓郗，而且郗鑒是當時的名人，因而沒有予以介紹。在其下列出姐弟妹之前，先介紹母親的姓氏，也未嘗不可。“無法考實”，不等于是錯的。由此得知郗鑒的夫人姓武，也是有用的資料。

8。郗氏姐妹弟問題

《墓識》在“外氏沛國武氏”下，列出了郗夫人的長姊、妹、弟愔、妹和弟曇五位平輩的情況。

“夫人長姊，喪亂相失。”據《晉書·郗鑒傳》：郗鑒，“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當兩晉之交，“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午以鑒有名于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xiāng)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xiāng)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遂共推鑒為主，舉千余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唐房玄齡：《晉書》卷67，中華書局，1975年，第1796頁。）又《太平御覽》引《晉中興書》：郗鑒“家本書生，后因喪亂，解巾從戎”。（宋王欽若：《太平御覽》卷207引《晉中興書》，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5冊，第76頁。）郗璿長姊之失蹤，應即在西晉之末。

王先生說：“其長姊名下，只有‘囗囗相關’四字，含義無法理解，使人加重對《墓識》的懷疑。”這可能是因為王先生所得《墓識》拓本模糊難辨，無法識別“喪亂”二字的緣故，不能苛求王先生。

《墓識》：“妹適濟陰卞軫，字道重，封建興公。”王汝濤先生指出“軫”當作“眕”，《晉書》有傳。是。

卞眕之父卞壸，被譽為“兗州八伯”之一，蓋擬古之八雋也。（唐房玄齡：《晉書》卷49《羊曼傳》：“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鎭東參軍，轉丞相主，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壸為裁伯，陳留蔡謨?yōu)槔什铈跒檎Q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濌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中華書局，1975年，第1382頁。）卞眕父子兄弟同死于蘇峻之難。（唐房玄齡：《晉書》卷70《卞壸傳》：“卞壸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tǒng)，瑯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壸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峻進攻青溪，壸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壸時發(fā)背創(chuàng)猶未合，力疾而戰(zhàn)，率厲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zhàn)，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于是改贈壸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壸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尚書郎。”中華書局，1975年，第1866頁。）

卞壸曾被封為建興縣公之事，《晉書》卷六帝紀第六亦有記載：

（太寧二年七月）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于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為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丹楊尹溫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壸建興縣公，中書監(jiān)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千八百戶，絹各五千四百匹。（唐房玄齡：《晉書》卷6《帝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162頁。）

據史載綜合分析，卞壸生于公元281年，卒于公元328年，即咸和三年，時王羲之26歲，郗璿小羲之數歲，郗璿妹又稍小，卞眕乃卞壸長子，從年齡上看，是相合的。

卞壸籍貫濟陰，卞眕建興公，當為襲父之封。《郗璿墓識》所列與史合。惟眕兄弟四人之名均為目旁，《墓識》作車旁，音同而已，誤矣。

《郗璿墓識》：“弟愔字方回，臨海太守，南昌公。”

郗愔亦為當時名人，南昌公為襲爵，臨海太守為其最后任職。《晉書》本傳：“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征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鎭京口，皆以愔為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闋，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yōu)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并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谷，修黃老之術。”（唐房玄齡：《晉書》卷67，中華書局，1975年，第1801-1802頁。）南昌公原為其父郗鑒之封爵，《晉書》帝紀：（咸康五年八月）“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鑒薨。”（唐房玄齡：《晉書》卷7《帝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182頁。）

是《墓識》所列之職、爵均與史相合。

《郗璿墓識》：“妹適濟陽蔡奚，字子叔，太宰司馬。”

王汝濤先生說：“次妹適（《墓識》錯成‘識’字）濟陽蔡奚，字子狩。《世說新語·雅量》劉注《中興書》有蔡系，字子叔。《晉書·蔡謨傳》于其名亦作蔡系。想是《墓識》有誤。”他指出“蔡奚”當作“蔡系”，是，與上文“卞眕”作“卞軫”一樣，《墓識》用了一個同音字。但王先生將“子叔”之“叔”字釋作“狩”，錯了。

關于蔡氏的郡望，曲阜師范大學碩士趙培海有專門研究，他認為蔡氏著名的郡望一是陳留，二是濟陽，這兩個郡望是前后相繼的，先有陳留郡望而后有濟陽郡望，甚至可以說陳留郡望最后被濟陽郡望所取代。西晉惠帝以前，陳留、濟陽不分治，此時的蔡氏一般稱為陳留蔡氏。晉惠帝分陳留郡東部一部分為濟陽國，東晉改國為郡，此后蔡氏中的一部分又習慣上稱為濟陽蔡氏。隨著濟陽蔡氏聲望日隆甚至超過陳留蔡氏，濟陽郡望存在于門第之風漸盛的六朝時代，“當世氏族每以郡望別高下，故土雖失，常欲存舊名以資辨識，故雖遠僑他地，猶稱故郡”。蔡姓之人即使在南渡江南之后，雖已經遠離故土，依然把名聲日隆的濟陽作為其郡望而引以為豪。

趙培海又說：

我們可以把蔡謨至南朝蔡氏世系的傳承聯(lián)系起來，即：蔡謨-蔡系-蔡琳-蔡廓。值得注意的是：在蔡廓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現了變化，由“陳留”到“濟陽”。在此之前，《晉書》卷七十七《蔡謨傳》載蔡謨被賜與濟陽男爵，蔡謨成為名副其實的濟陽蔡氏的開山始祖，這是陳留蔡氏轉化為濟陽蔡氏的一個契機。此后，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員開始冠以“濟陽”之名。（趙培海：《漢晉南朝濟陽蔡氏家族研究》，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這段論述有一個小小的矛盾，一方面說，“在蔡廓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現了變化，由‘陳留’到‘濟陽’”。一方面又說，“蔡謨被賜與濟陽男爵，蔡謨成為名副其實的濟陽蔡氏的開山始祖，這是陳留蔡氏轉化為濟陽蔡氏的一個契機。此后，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員開始冠以‘濟陽’之名”，從《郗璿墓識》所記來看，蔡系的郡望已經被記為濟陽，蔡廓是蔡系的孫子，恐怕還是應該說從蔡謨以后蔡氏的郡望由陳留轉化為濟陽。

清吳士鑒《晉書斠注·蔡謨傳》：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注：《世說·方正篇》注引《蔡司徒別傳》作濟陽考城人。案濟陽郡為濟陰之誤，詳《地理志》注。惟《地理志》陳留郡亦無考城縣，蓋溯其舊望耳。]……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勛賜爵濟陽男……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文義。[注：《世說·雅量篇》注：《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隋志》梁有《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亡。《唐志》仍著錄。《南史·蔡廓傳》：祖系，撫軍長史。]（清吳士鑒：《晉書斠注》卷77《蔡謨傳》，民國嘉業(yè)堂刻本。）

吳氏注謂濟陽郡為濟陰之誤，頗有疑問。史載蔡系為撫軍長史，《墓識》作太宰司馬，應該也是郗璿逝世時的官職。

蔡系為當時著名正人。（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上：“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并送于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后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華書局，2007年。第439頁。）

宋王應麟《玉海》謂皇侃疏《論語》列有蔡謨、蔡奚等人之名，此蔡奚如即蔡系，則與《郗璿墓識》所記同，當考。（宋王應麟：《玉海》卷41藝文：“《唐志》：《皇侃疏》十卷，[注：邢昺以為援引不經，詞意淺陋。]《禇仲都講疏》十卷，《賈公彥疏》十卷。《中興書目》：梁國子助敎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十卷，又列晉衛(wèi)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奚、李充。”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4冊，第141頁。）

《郗璿墓識》：“弟曇，字重熙，散騎常侍，北中郎軍司。”

《晉書·郗鑒傳》附《郗曇傳》：

曇字重煕，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秘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尋除尙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征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jié)鎭下邳。后與賊帥傅末波等戰(zhàn)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唐房玄齡：《晉書》卷67《郗鑒傳》附《郗曇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1805頁。）

王福權先生認為，記載郗曇時“北中郎將”缺少“將”字，是極低級脫文現象，王汝濤先生也認為少了“將”字。但上引傳中“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荀羨為北中郎，郗曇為其軍司，即北中郎軍司，這一點沒有錯，問題是其后郗曇又被除北中郎將，兩項任命的時間如何。《晉書》帝紀：“（升平二年八月）壬申，以散騎常侍郗曇為北中郎將、持節(jié)、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zhèn)下邳。”（唐房玄齡：《晉書》卷7《帝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203頁。）《郗璿墓識》記郗璿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曇至八月方為北中郎將，《墓識》怎么可能記錄尚未發(fā)生的事情？關于此點，王汝濤先生說：“（《墓識》）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職都扣準了升平二年這個年代，如書郗曇為北中郎將軍司是對的，因為下一年他就實任北中郎將了。”不過他用了“扣準”這樣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細密之處。

王先生又說：郗鑒是否生四女，其長女嫁與何人，三、四兩女是否即嫁與卞眕、蔡系，無其他佐證。

9。郗氏年壽問題

《郗璿墓識》末兩行明確記載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

對于《墓識》的干支紀年月日方式和準確性，王福權先生提出了質疑：

按照“郗璿墓識”的原意，筆者給郗璿的埋葬時間進行了補全，按照其相近的時間，應該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東晉戊午年丁巳月庚申日（5月30日，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也就是說墓識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歷史上很少有記載了詳細日期還要重復加上天干地支的，如同時的《王興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楊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說日的時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如《張鎮(zhèn)碑志》“太寧三年太歲在乙酉，侯年八十，薨。”而且四十九天這么長的時間卻有這么多的別字和脫文，根據王興之家族墓志的風格，東晉家族墓志應該是有專人管理撰文、書寫和刊石的。那么歷史上所傳的“王太保家法”難道就是這樣刻墓識的么？

《郗璿墓識》最后兩行中所記錄的郗璿薨日為“升平二年，戊午歲，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日期干支等均沒有錯，葬日的月份漫漶難辨，但可推算而得，查此年五月為甲申朔，六月為癸丑朔，六月二十八日為庚戌日，則郗璿的葬日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權先生說“應該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據？至于干支與數字并用紀年月日，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如東晉《王建之墓志》，拓本中所見開首即為：“（前缺一行）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又劉宋《謝珫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太歲辛酉，夏五月戊申朔，廿七日甲戌。”（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二章，第285頁圖、第292頁右上圖，學林出版社，2015年。）王福權先生由此而引申出的責難是沒有道理的。

但這一點還不是主要的。

王汝濤先生說：“欲驗證此碑為真為贗，關鍵的問題，是古代文獻有沒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歲的記載，倘若有，記載是否可靠。”

王先生又說：有兩種南朝著作記載著郗璿活了90歲，其卒年為公元399年。其根據是《世說新語·賢媛》中的一段話：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注：《宋書》曰：惠字令明，瑯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注：《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愿蒙哀矜，賜其鞠養(yǎng)。”]答曰：“髪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中華書局，2007年，第823頁。）

王先生說：這段記載是可信的，因為《世說新語》既記王惠去看郗璿，惠晉末宋初始為官，那時間總該是東晉末年了，郗談及發(fā)白齒落，當然時已年老。又劉孝標注引《婦人集》載有郗璿給皇帝的《謝表》，自稱年已九十，又稱孤骸獨存。據余嘉錫先生考證，應是指兒子王凝之死后，再沒有兒子供養(yǎng)自己，得到朝廷的鞠養(yǎng)，故表示感謝。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孫恩所害，郗璿應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說：《郗氏墓志》來歷未明，內容又多有與史書不合處，特別表出郗璿死于升平二年，只是孤證。反觀《世說新語》所記，三部書文互證：《世說》記其活到東晉晚年，《婦人集》記其年屆九十，《謝表》記其孤骸獨存，官家養(yǎng)育。當時二書一文，各自獨立，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劉孝標注世說，引書謹嚴有據，一向受學者交口稱道。向皇帝上謝表這種內容，無人敢于偽造的，故《郗璿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璿活至九十說，還無法推倒。

王汝濤先生還在其文之結語中說，無法否定郗璿活到90歲的記載，是《郗璿墓識》最關鍵性的錯誤。

確實，這是判斷《郗璿墓識》真?zhèn)卫@不開的核心問題。

關于郗璿年屆九十說，根據就是《世說新語》中的一段話。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此處有兩條注釋，一條是關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劭之孫，導之曾孫，右軍孫行也。’”說明王惠為何要去看望右軍夫人。另一條是關于右軍夫人的：“嘉錫按：《真誥·闡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十九。’夫人若與右軍年相上下，則其九十歲當在太元十七年前后。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為孫恩所害，夫人上此表時，若凝之猶在，則不應云孤骸獨存。夫人為郗愔之姊，愔以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夫人較愔僅大二三歲，則其九十歲時，正當隆安三四年間，其諸子死亡殆盡，朝廷憫凝之沒于王事，故賜其母以鞠養(yǎng)也。”按照余先生的兩種推算，太元十七年為公元393年，隆安三四年則為公元400-401年。但余先生未詳考王惠其人。

這段記載的主角是“王尚書惠”，為了弄清這個關鍵問題，必須查考《宋書·王惠傳》：

王惠字令明，瑯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

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fā)，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后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卽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常日。世子為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

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yè)，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梁沈約：《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王惠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589頁。）

按此傳，王惠當東晉末年，受到后來的劉宋高祖劉裕的賞識，任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至劉宋初建之時，為郎中令，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以惠代焉。則王惠為尚書在劉宋代晉以后，少帝即位之前，即武帝永初年間（公元420-422年），當然，這是王惠任尚書最早的時間，此后也可稱王惠為尚書，而時間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時年四十二，則其生卒年為公元385-426年。

那么郗璿生于何年呢？史無明文，可由其結婚時間等來推算。關于郗鑒為女擇婿的時間，考證者甚多，王汝濤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論述頗為精要，王先生根據《晉書·王羲之傳》記此事：“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婚于（王）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并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婚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覽》所引《世說新語》文（其文較現存之諸宋刻本為優(yōu)），推定上引《晉書·王羲之傳》文之“時”，應為太寧元年或二年間（公元323-324年），時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歲。（王汝濤《王羲之親屬有關問題的考證》，《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有趣的是，劉茂辰先生經過仔細排比考索，得出了與王汝濤先生相同的結論，而且時間范圍限定得更小：時間和事件的仔細排列，顯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約八個月的時間，《晉書》沒有大的事故記載，可以設想，郗鑒此時地位提高了，時局暫時穩(wěn)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具體說，324上半年羲之與郗璿結婚，時羲之二十一周歲。（劉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兒孫考索》，《臨沂師專學報》，1994年第一期。）

根據王、劉二先生的考證，王羲之與郗璿結婚的時間在公元323-324年，其時如郗璿16歲，則約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愔生于公元313年，與此亦大體相合），至王惠看望王右軍夫人的“宋國初”（公元420-422年）已過去一百十幾年矣，則“王尚書惠”所看望的“王右軍夫人”如果是郗夫人，就不應該只有上述《世說新語》記載中的九十歲，而是一百十歲以上了，兩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時年四十二歲，其生卒年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錫先生考證的王尚書看望右軍夫人的時間，太元十七年王惠年僅九歲，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歲，怎么可能以尚書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軍夫人呢？

《世說新語》記錄的劉宋初王尚書惠所看望的“右軍夫人”不是郗氏，這一點已經可以肯定。與此相關的還有兩個問題，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時？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

其實，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書帖中也并非無線索可尋。

以“十七日先書”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傳世王羲之草書的代表作。據宋黃伯思云：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為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明張溥：《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58晉王羲之集，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3冊，第611頁。）周益州即周撫，生年不詳，較王羲之年長十歲，卒于公元365年（前述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據研究，王羲之給周撫的尺牘，主要寫于其晚年稱病棄官之后，約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吳永斌：《王羲之尺牘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清代著名學者、書法家、書學理論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證》，（清包世臣《藝舟雙楫》卷六論書二，清道光安吳四種本。）認為其中有十九帖是寫給周撫的，并對這十九帖作了疏證、歸并和系年，對我們今天了解王羲之致周益州書的豐富內涵有很大幫助。

包氏以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書”、“計與足下別”、“諸從并數有問”、“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漢時講堂”五帖應為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末附致朱書。系由護軍出守會稽后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為一書。

“虞安吉者”帖云“遠及”，當與撫也；“來禽”至“大惠也”，前列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謂此帖為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軍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語，宣武未再至蜀，何能與宣武邪？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一帖，為升平一年書。

請注意，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以下為“省別”帖：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并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后，由江陵移鎮(zhèn)巴陵，五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zhèn)武昌，九年辭鎮(zhèn)歸國，登舟而卒。屬吏畫其像于武昌西門，故稱之。士行十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為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

帖中的“老婦”為羲之對夫人的稱呼，羲之謂“疾篤救命，恒憂慮”，說明郗氏病重，似已難救。包氏將此帖置于升平一年之后，此帖以下，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兒一女”兩帖，包氏均定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證和系年是可信的，他將王羲之說“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的那一帖系于升平一年之后，升平五年之前，已足與《郗璿墓識》所記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證，如說那次郗氏病重不治，也是沒有錯的。王羲之一生書寫了大量書信，可惜大多沒有留下來，但一鱗半爪，亦大體可以弄清問題了。

郗氏卒于升平中，此點出土文物、傳世文獻已可互證。王惠生于公元385年，即東晉太元十年，與郗氏并無交集。但目前也沒有證據否定《世說新語》所記“王尚書惠看王右軍夫人”一事，則只能作另一種解釋，即其時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年已90，這位夫人應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歲。有兩條材料可為此提供線索。

一為《世說新語·賢媛》在上述“王尚書惠看王右軍夫人”之前相隔數條有一段記事說：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郞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注：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中華書局，2007年，第819頁。）

這段記事很明確，是郗璿對兩個弟弟說的話。《世說新語》中相隔不遠的記事，一曰“王右軍郗夫人”，當然是郗璿，一曰“王右軍夫人”，則應該理解為另一人。

又，被包世臣定為《十七帖》中致周撫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有人就“七兒一女皆同生”推論，說羲之沒有納妾，這表明夫婦情愛的專一，在納妾成風的東晉時代，頗為罕見。（劉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兒孫考索》，《臨沂師專學報》，1994年第一期。）但我不這樣理解。按照包世臣的考證，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歲時寫的，其時除了他最小的兒子王獻之以外，婚娶已畢。請注意“皆同生”這三個字，同生就是一母所生，這時候郗氏已經去世，在王羲之的交游圈中，對于王羲之有沒有納妾或續(xù)弦，應該是清楚的，如果王羲之只有一位已經去世的郗夫人，他就沒有必要說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因為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他強調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一方面是在懷念郗氏，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在這時候還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說新語》中記載的那位90歲仍在世的“王右軍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僅憑上述兩條材料尚不能作定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尚書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憑借《世說新語》王惠看望90歲的右軍夫人的記事，是不能否定《郗璿墓識》所記錄的郗璿卒于升平二年的。

這個最大的疑問解決了。

注。惟《地理志》陳留郡亦無考城縣，蓋溯其舊望耳。]……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勛賜爵濟陽男……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文義。[注：《世說·雅量篇》注：《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隋志》梁有《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亡。《唐志》仍著錄。《南史·蔡廓傳》：祖系，撫軍長史。]（清吳士鑒：《晉書斠注》卷77《蔡謨傳》，民國嘉業(yè)堂刻本。）

吳氏注謂濟陽郡為濟陰之誤，頗有疑問。史載蔡系為撫軍長史，《墓識》作太宰司馬，應該也是郗璿逝世時的官職。

蔡系為當時著名正人。（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之上：“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并送于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后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華書局，2007年。第439頁。）

宋王應麟《玉海》謂皇侃疏《論語》列有蔡謨、蔡奚等人之名，此蔡奚如即蔡系，則與《郗璿墓識》所記同，當考。（宋王應麟：《玉海》卷41藝文：“《唐志》：《皇侃疏》十卷，[注：邢昺以為援引不經，詞意淺陋。]《禇仲都講疏》十卷，《賈公彥疏》十卷。《中興書目》：梁國子助敎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十卷，又列晉衛(wèi)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奚、李充。”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4冊，第141頁。）

《郗璿墓識》：“弟曇，字重熙，散騎常侍，北中郎軍司。”

《晉書·郗鑒傳》附《郗曇傳》：

曇字重煕，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秘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尋除尙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征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jié)鎭下邳。后與賊帥傅末波等戰(zhàn)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唐房玄齡：《晉書》卷67《郗鑒傳》附《郗曇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1805頁。）

王福權先生認為，記載郗曇時“北中郎將”缺少“將”字，是極低級脫文現象，王汝濤先生也認為少了“將”字。但上引傳中“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荀羨為北中郎，郗曇為其軍司，即北中郎軍司，這一點沒有錯，問題是其后郗曇又被除北中郎將，兩項任命的時間如何。《晉書》帝紀：“（升平二年八月）壬申，以散騎常侍郗曇為北中郎將、持節(jié)、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zhèn)下邳。”（唐房玄齡：《晉書》卷7《帝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203頁。）《郗璿墓識》記郗璿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曇至八月方為北中郎將，《墓識》怎么可能記錄尚未發(fā)生的事情？關于此點，王汝濤先生說：“（《墓識》）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職都扣準了升平二年這個年代，如書郗曇為北中郎將軍司是對的，因為下一年他就實任北中郎將了。”不過他用了“扣準”這樣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細密之處。

王先生又說：郗鑒是否生四女，其長女嫁與何人，三、四兩女是否即嫁與卞眕、蔡系，無其他佐證。

9。郗氏年壽問題

《郗璿墓識》末兩行明確記載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

對于《墓識》的干支紀年月日方式和準確性，王福權先生提出了質疑：

按照“郗璿墓識”的原意，筆者給郗璿的埋葬時間進行了補全，按照其相近的時間，應該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東晉戊午年丁巳月庚申日（5月30日，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也就是說墓識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歷史上很少有記載了詳細日期還要重復加上天干地支的，如同時的《王興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楊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說日的時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如《張鎮(zhèn)碑志》“太寧三年太歲在乙酉，侯年八十，薨。”而且四十九天這么長的時間卻有這么多的別字和脫文，根據王興之家族墓志的風格，東晉家族墓志應該是有專人管理撰文、書寫和刊石的。那么歷史上所傳的“王太保家法”難道就是這樣刻墓識的么？

《郗璿墓識》最后兩行中所記錄的郗璿薨日為“升平二年，戊午歲，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日期干支等均沒有錯，葬日的月份漫漶難辨，但可推算而得，查此年五月為甲申朔，六月為癸丑朔，六月二十八日為庚戌日，則郗璿的葬日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權先生說“應該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據？至于干支與數字并用紀年月日，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如東晉《王建之墓志》，拓本中所見開首即為：“（前缺一行）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又劉宋《謝珫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太歲辛酉，夏五月戊申朔，廿七日甲戌。”（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二章，第285頁圖、第292頁右上圖，學林出版社，2015年。）王福權先生由此而引申出的責難是沒有道理的。

但這一點還不是主要的。

王汝濤先生說：“欲驗證此碑為真為贗，關鍵的問題，是古代文獻有沒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歲的記載，倘若有，記載是否可靠。”

王先生又說：有兩種南朝著作記載著郗璿活了90歲，其卒年為公元399年。其根據是《世說新語·賢媛》中的一段話：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注：《宋書》曰：惠字令明，瑯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注：《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愿蒙哀矜，賜其鞠養(yǎng)。”]答曰：“髪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中華書局，2007年，第823頁。）

王先生說：這段記載是可信的，因為《世說新語》既記王惠去看郗璿，惠晉末宋初始為官，那時間總該是東晉末年了，郗談及發(fā)白齒落，當然時已年老。又劉孝標注引《婦人集》載有郗璿給皇帝的《謝表》，自稱年已九十，又稱孤骸獨存。據余嘉錫先生考證，應是指兒子王凝之死后，再沒有兒子供養(yǎng)自己，得到朝廷的鞠養(yǎng)，故表示感謝。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孫恩所害，郗璿應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說：《郗氏墓志》來歷未明，內容又多有與史書不合處，特別表出郗璿死于升平二年，只是孤證。反觀《世說新語》所記，三部書文互證：《世說》記其活到東晉晚年，《婦人集》記其年屆九十，《謝表》記其孤骸獨存，官家養(yǎng)育。當時二書一文，各自獨立，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劉孝標注世說，引書謹嚴有據，一向受學者交口稱道。向皇帝上謝表這種內容，無人敢于偽造的，故《郗璿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璿活至九十說，還無法推倒。

王汝濤先生還在其文之結語中說，無法否定郗璿活到90歲的記載，是《郗璿墓識》最關鍵性的錯誤。

確實，這是判斷《郗璿墓識》真?zhèn)卫@不開的核心問題。

關于郗璿年屆九十說，根據就是《世說新語》中的一段話。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此處有兩條注釋，一條是關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劭之孫，導之曾孫，右軍孫行也。’”說明王惠為何要去看望右軍夫人。另一條是關于右軍夫人的：“嘉錫按：《真誥·闡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十九。’夫人若與右軍年相上下，則其九十歲當在太元十七年前后。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為孫恩所害，夫人上此表時，若凝之猶在，則不應云孤骸獨存。夫人為郗愔之姊，愔以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夫人較愔僅大二三歲，則其九十歲時，正當隆安三四年間，其諸子死亡殆盡，朝廷憫凝之沒于王事，故賜其母以鞠養(yǎng)也。”按照余先生的兩種推算，太元十七年為公元393年，隆安三四年則為公元400-401年。但余先生未詳考王惠其人。

這段記載的主角是“王尚書惠”，為了弄清這個關鍵問題，必須查考《宋書·王惠傳》：

王惠字令明，瑯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

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fā)，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后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卽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常日。世子為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

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yè)，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梁沈約：《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王惠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589頁。）

按此傳，王惠當東晉末年，受到后來的劉宋高祖劉裕的賞識，任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至劉宋初建之時，為郎中令，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以惠代焉。則王惠為尚書在劉宋代晉以后，少帝即位之前，即武帝永初年間（公元420-422年），當然，這是王惠任尚書最早的時間，此后也可稱王惠為尚書，而時間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時年四十二，則其生卒年為公元385-426年。

那么郗璿生于何年呢？史無明文，可由其結婚時間等來推算。關于郗鑒為女擇婿的時間，考證者甚多，王汝濤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論述頗為精要，王先生根據《晉書·王羲之傳》記此事：“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婚于（王）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并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婚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覽》所引《世說新語》文（其文較現存之諸宋刻本為優(yōu)），推定上引《晉書·王羲之傳》文之“時”，應為太寧元年或二年間（公元323-324年），時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歲。（王汝濤《王羲之親屬有關問題的考證》，《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有趣的是，劉茂辰先生經過仔細排比考索，得出了與王汝濤先生相同的結論，而且時間范圍限定得更小：時間和事件的仔細排列，顯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約八個月的時間，《晉書》沒有大的事故記載，可以設想，郗鑒此時地位提高了，時局暫時穩(wěn)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具體說，324上半年羲之與郗璿結婚，時羲之二十一周歲。（劉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兒孫考索》，《臨沂師專學報》，1994年第一期。）

根據王、劉二先生的考證，王羲之與郗璿結婚的時間在公元323-324年，其時如郗璿16歲，則約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愔生于公元313年，與此亦大體相合），至王惠看望王右軍夫人的“宋國初”（公元420-422年）已過去一百十幾年矣，則“王尚書惠”所看望的“王右軍夫人”如果是郗夫人，就不應該只有上述《世說新語》記載中的九十歲，而是一百十歲以上了，兩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時年四十二歲，其生卒年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錫先生考證的王尚書看望右軍夫人的時間，太元十七年王惠年僅九歲，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歲，怎么可能以尚書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軍夫人呢？

《世說新語》記錄的劉宋初王尚書惠所看望的“右軍夫人”不是郗氏，這一點已經可以肯定。與此相關的還有兩個問題，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時？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

其實，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書帖中也并非無線索可尋。

以“十七日先書”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傳世王羲之草書的代表作。據宋黃伯思云：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為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明張溥：《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58晉王羲之集，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3冊，第611頁。）周益州即周撫，生年不詳，較王羲之年長十歲，卒于公元365年（前述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據研究，王羲之給周撫的尺牘，主要寫于其晚年稱病棄官之后，約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吳永斌：《王羲之尺牘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清代著名學者、書法家、書學理論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證》，（清包世臣《藝舟雙楫》卷六論書二，清道光安吳四種本。）認為其中有十九帖是寫給周撫的，并對這十九帖作了疏證、歸并和系年，對我們今天了解王羲之致周益州書的豐富內涵有很大幫助。

包氏以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書”、“計與足下別”、“諸從并數有問”、“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漢時講堂”五帖應為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末附致朱書。系由護軍出守會稽后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為一書。

“虞安吉者”帖云“遠及”，當與撫也；“來禽”至“大惠也”，前列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謂此帖為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軍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語，宣武未再至蜀，何能與宣武邪？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一帖，為升平一年書。

請注意，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以下為“省別”帖：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并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后，由江陵移鎮(zhèn)巴陵，五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zhèn)武昌，九年辭鎮(zhèn)歸國，登舟而卒。屬吏畫其像于武昌西門，故稱之。士行十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為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

帖中的“老婦”為羲之對夫人的稱呼，羲之謂“疾篤救命，恒憂慮”，說明郗氏病重，似已難救。包氏將此帖置于升平一年之后，此帖以下，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兒一女”兩帖，包氏均定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證和系年是可信的，他將王羲之說“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的那一帖系于升平一年之后，升平五年之前，已足與《郗璿墓識》所記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證，如說那次郗氏病重不治，也是沒有錯的。王羲之一生書寫了大量書信，可惜大多沒有留下來，但一鱗半爪，亦大體可以弄清問題了。

郗氏卒于升平中，此點出土文物、傳世文獻已可互證。王惠生于公元385年，即東晉太元十年，與郗氏并無交集。但目前也沒有證據否定《世說新語》所記“王尚書惠看王右軍夫人”一事，則只能作另一種解釋，即其時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年已90，這位夫人應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歲。有兩條材料可為此提供線索。

一為《世說新語·賢媛》在上述“王尚書惠看王右軍夫人”之前相隔數條有一段記事說：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郞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注：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下之上，中華書局，2007年，第819頁。）

這段記事很明確，是郗璿對兩個弟弟說的話。《世說新語》中相隔不遠的記事，一曰“王右軍郗夫人”，當然是郗璿，一曰“王右軍夫人”，則應該理解為另一人。

又，被包世臣定為《十七帖》中致周撫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有人就“七兒一女皆同生”推論，說羲之沒有納妾，這表明夫婦情愛的專一，在納妾成風的東晉時代，頗為罕見。（劉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兒孫考索》，《臨沂師專學報》，1994年第一期。）但我不這樣理解。按照包世臣的考證，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歲時寫的，其時除了他最小的兒子王獻之以外，婚娶已畢。請注意“皆同生”這三個字，同生就是一母所生，這時候郗氏已經去世，在王羲之的交游圈中，對于王羲之有沒有納妾或續(xù)弦，應該是清楚的，如果王羲之只有一位已經去世的郗夫人，他就沒有必要說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因為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他強調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一方面是在懷念郗氏，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在這時候還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說新語》中記載的那位90歲仍在世的“王右軍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僅憑上述兩條材料尚不能作定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尚書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憑借《世說新語》王惠看望90歲的右軍夫人的記事，是不能否定《郗璿墓識》所記錄的郗璿卒于升平二年的。

這個最大的疑問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