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踐來看，協商實效性問題的提出，有著強烈的現實必要性和針對性，是針對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踐中的問題和不足而提出來的。以人民政協的提案工作為例，它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發揮作用的重要方式，是《意見》加以明確的政協協商中的一種具體的協商方式。從人民政協的歷史看，六十多年來，提案工作始終伴隨著人民政協的發展而發展，始終是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的重要形式，是人民政協“帶有全局意義”的工作。

但從制度的定位、所提供的空間以及執政黨和人民群眾對政治協商的期待和衡量標桿來看，提案工作的實效性又尚有許多巫待改進的方面。從提案質量的角度分析，十一屆全國政協五年中共提出提案28930件，經審查立案26699件。這些數量龐大的提案，雖則有許多經過深思熟慮、飽含真知灼見的意見和建議，但也不乏敷衍潦草的應景之作，甚至還有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毋庸贅言，這些“應景之作”或“極端主張”不但不會發揮什么積極的協商實效，相反，經過網絡的成倍放大，反而會使輿論對政治協商的實效性產生不滿，并由此對一些協商主體的能力和水平提出質疑，大聲疾呼要關注政協委員的“社會責任、議政素質和政治良心”，制止議政資源的浪費，并建議加強對委員參政議政情況的監督。從辦理質量的角度分析，雖則政府部門為大量提案的辦理付出極大的努力，辦理工作也成效顯著，但毋庸諱言，形式化的、應付性的答復并不罕見，又引起提案人對辦理實效性的困惑和疑問。但從提案辦理方來看，提案量大、重復率高也是事實。例如，國務院有的部門一年需要辦復的提案就達千件，占用了大量行政資源，使辦理部門疲于應付，也使得許多真正具有真知灼見的提案淹沒在眾多一般性的提案之中，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

形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問題涉及的方面很多，互相之間的關系也頗為復雜。但是，對于協商實效性的理論認識偏而不全、淺而不深，導致在機制和程序上的設計針對性不強，具體的工作運行中效率不高，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見，深人研究協商實效性，加強理論認知，理清思路，抓住關鍵，從實際出發，切實提高提案工作的實效性，有其不可忽視的現實針對性和重要性。

二、 從協商目的和過程分析協商實效性

所謂實效性，簡單地說，即是一項事物（動作行為、機械裝置、體制機制等）實際發揮功能所達到的程度。不同的事物，其實效性的具體內涵和衡量標準也不相同，主要要由該事物的性質或設計的目的及其內在結構來決定。協商民主的實效性，也就是協商民主體制機制在政治生活中實際發揮的功能、作用所達到的程度。因此，其實效性的內涵要通過分析協商目的、協商結構、協商過程來明確。

眾所周知，協商民主的目的，是在一個利益、文化多元的社會中，通過制度化的協商對話形成共識，達至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從協商結構來看，一個具體的協商過程，包括議題設置、協商發起、對話展開、協商結論、進人決策等環節。由于協商目的和過程具有多層次、多環節特點，因此，其實效性與其他事物的實效性在性質上有所不同。例如，發動機的實效性僅僅體現在機器發動之后功率的輸出上，具有終端性、一次性的特點。而協商實效性，從協商目的的角度來看，其共識的達成滲透在每一個協商環節之中，每一個環節都體現著某種程度的實效性的實現，一旦經過協商，在協商議題上達成了共識，協商也就產生了某種程度、某個層次的實效，而并非一無所有。從協商過程的環節的角度來看，每一個環節，都對形成共識、進人決策發生作用，都是協商共識進人決策的一個階段，因此，也都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實效性。也就是說，理解“協商實效性”概念，包括從目的到過程以及過程的各個環節，都要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觀察，深刻認識協商實效性來源于協商過程的各個環節之中。這樣的分析，可以破除對于協商實效性的簡單化、狹隘化、終端化的理解，如果僅僅強調一個提案提出的意見建議是否即時采納，就由此判定它“有沒有用”，或者由于一個提案沒有即時進人決策，就輕易宣布它為“沒有實效”，就會看不到其中的豐富內涵和多個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