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大東亞戰爭寫真史》等書中記錄的太平洋戰爭

日本在戰后，曾出版了許多記述太平洋戰爭等“戰歷寫真”的讀物和音像制品，如《大東亞戰史》、《關西方面軍事寫真》、《大東亞戰爭寫真史》、《日本の戰歷》、《靖國神社臨時大祭紀念寫真》、《日本戰歷寫真——太平洋戰爭》、《昭和の記錄》（音像）等等。

這些出版物竭力宣揚反動的歷史觀，肆意為侵略歷史翻案，宣稱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解放戰爭”，“自衛戰爭”，否認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及東南亞犯下的種種罪行，甚至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存在，否認日本存在法西斯主義等等。反映了當代日本右翼勢力共同的最大政治目標，就是盡快甩掉戰敗國的帽子，擺脫現行和平憲法的束縛，使日本成為與其經濟大國實力相稱的“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恢復大和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以“普通國家”的身份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從而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便稱霸亞洲，重建昔日的“大東亞共榮圈”。

這些所謂記錄天皇戰績的“史冊”，不過是充滿殺戮與兇殘的讀物，也是日本侵略者暴行和殘忍殺害中國人民與全亞洲抗日將士所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多行不義必自斃，1945年8月，橫行一時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人民和反法西斯同盟國合力打擊下，徹底失敗。日本不僅沒有如愿以償，反而自食惡果，受到了歷史的懲罰。

八、 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信札和文書檔案

他們還征集到近千件民間信札和一些官府文書檔案。這些信札產生的時間跨度，涵蓋了日本明治時期(1868年——1911年)、大正時期（1912——1926年）前后近半個世紀的時光。這些信札的郵品類型多樣，反映的內容廣泛，保留了許多歷史信息，這對于研究近現代的日本及當時的日中關系、了解漢語日語近代以來的演變過程、日本手紙（書信）同中國傳統信札禮儀的傳承關系，以及日本書道藝術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資料價值。

這批信札大多數是官員、商人相互來往的信件，信的內容多為溝通信息、互致問候或探討學問等。還有一部分商業信函（帳單類郵簡）和行政函件，內容多為當時的金融、商品、服務的信息，也有純粹的信函廣告；而此類信函的內容，雖然反映的不是當時日本商業經濟的全貌，然而卻能真實地表現出百年來日本商業的某些細節。間接反映了日本維新變法及侵臺、侵朝、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社會背景。

日本的這批信札撰寫、郵寄的時間，最早的距今一百一十年，最近的五十余年。其寫信格式雖略有變化，卻基本保留了傳統的書信格式。如明治、大正時期的，多為墨筆、右起、豎寫，文字以繁體漢字為主并兼有日文。其中，明治早期的信札多用宣紙毛筆，而且有的皆用漢字，漢字為主并兼有日文的較多，但是日文的比例較少。

在古代，日本屬于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之一，而且，歷史上的韓國、朝鮮、日本正式文字，都曾經使用過繁體漢字中文。因此，直至近現代甚至在當代，我國港臺、韓國、日本以及世界上一些華僑地區，依然保留著最傳統的書信格式和禮儀程式。這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表現，更是東方傳統書信禮儀的魅力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