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工銀瑞信基金旗下基金經理王某，管理4只基金產品期間，用他實際控制的親戚名下股票賬戶，操作買賣股票49只，涉案金額2.93億元，4年間非法獲利共249萬余元?；鸾浝斫ⅰ袄鲜髠}”，受到懲罰完全是咎由自取。不過，所謂懲罰居然是一“緩”了之，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自上投摩根原基金經理唐建曝出基金“老鼠倉”案件以來，被曝光的基金“老鼠倉”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21位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或交易員涉足其中，可見“老鼠倉”數量是非常驚人的，也凸顯相關基金公司治理結構的紊亂。這些基金“碩鼠”在自肥的同時，擾亂了市場秩序，損害了其他投資者的利益。

其實，對于基金“老鼠倉”，最初涉案基金經理受到的處罰不過是取消從業資格，實施市場禁入而已。如此處罰，既達不到嚴懲違規者的目的，也達不到警示后來者的效果。

2009年2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出臺，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條新增了“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罪名。至此，基金“老鼠倉”將承擔刑事責任。但從此后的實際量刑看，相關基金經理并沒有受到嚴懲。相反，所謂的“嚴懲”徒有其名的不在少數。

因此，對于基金“老鼠倉”，無論是此前證監會的行政處罰，還是列入刑法后對相關基金經理的判罰，都凸顯違規成本低的一面。而這與嚴懲違規者、對違法失信行為“零”容忍的宗旨背道而馳。

從基金“老鼠倉”本身的獲利情況看，有的是非常驚人的。在巨額利益面前，這些違規者丟掉了職業操守，眼中沒有法律法規，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刑法修正案（七）》雖然新增了“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罪名，也讓基金“老鼠倉”需要承擔刑事責任，這無疑是制度建設的一大進步。不過，其對于違規基金經理的處罰，卻大有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的意味。

筆者以為，基于《刑法修正案（七）》出臺后，基金“老鼠倉”仍然十分“活躍”的現實，提高基金“老鼠倉”的違規成本非常有必要。這既是嚴懲違規者的需要，亦是保護廣大投資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