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在哪兒？為何慢？

中央第十四巡視組向國資委黨委反饋專項巡視情況時提出的四點意見建議中包括，“強化‘五大發展理念’，抓緊向‘以管資本為主’的監管職能轉變，抓緊制定和完善國有企業改革各項配套制度，加大央企改革試點和總結推廣力度。”

吳敬璉在6月30日的演講中便直言：“首先要在認識問題上求得統一和共識，這是邁開步子往前走的前提條件。”吳敬璉特意舉了一個反例說，“有些熟人是在國企部門的，他們就認為管人、管事、管資產還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情況之下，作為現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怎么能夠建立起來呢？”

如果說思想上達成共識屬于“隱性因素”，實操階段的種種現象則更易被觀察。

在1+N的國改文件體系尚未全部出臺的背景下，具有為全局蹚路意義的央企改革試點備受矚目：早在2014年7月，國資委就公布了第一批央企“四項改革”試點名單，當時共有6家央企進入試點范圍，但時隔兩年，第一批試點企業的具體成果和狀況至今仍未公開披露；參與第二批試點的名單，截止記者發稿時，也遲遲沒有完整公布。目前公開資料可知的第二批試點信息僅有：今年2月，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透露誠通集團和國新公司兩家央企將成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企業；今年6月，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五礦與中冶的重組大會上宣布，新組建的中國五礦已納入國有企業改革試點。

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浩俊認為，國企改革進展緩慢，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的“冷熱不均”。首先是“中央熱、地方冷”，譚浩俊稱，決策層對國企改革充滿了希望和信心，可是部門和地方普遍出現了等待觀望的現象。其次是“外部熱、內部冷”，對新一輪國企改革，一開始社會各方面的期待和參與熱情是相當高的。特別是民間資本和資本市場，都把國企改革當作新的機會、發展熱點和投資熱點。可是，這一切都是曇花一現，這種投資熱情很快就陷于平淡。最后是“文件熱、行動冷”，已經出臺的國企改革文件目標非常明確，要求也相當高，但落實乏力。

譚浩俊特別強調，國企改革進展緩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建立真正的容錯機制，沒有允許部門和地方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而過多地把國企改革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差錯等與個人的責任聯系在一起，讓那些有改革精神、改革能力、改革意識的人也放棄了改革意愿。“如何消除這方面的顧慮，也是新一輪國企改革必須高度重視和解決的問題。”

國企改革中面臨的難題和制約，其實也是當下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后的一個縮影。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周天勇舉了一個頗有現實意義的例子：有地區想改革，就改革方案先與有關部委廳局自己熟悉的領導電話溝通，或者到北京、省會匯報，領導私下說，你是真想改革，還是假想改革？回答：真想改革。領導勸導，真想改革，你就不要打報告，你自己干就是了，成功了功勞是你和我的；不成功你自己負責任。

“你又想改革，干出點政績，又想讓上級來承擔責任，哪有這樣的好事？”周天勇稱。

國企改革為何慢不得？

怎樣才算改革成功？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的指示中要求：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布局優化，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

“遵循市場規律，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淘汰過剩落后產能，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表述也出現在李克強總理作出的批示中。

李錦指出，“批示把國企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聯系在一起，國企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抓手，治理僵尸企業又是重中之重。”

潮退時才知道誰在裸泳，國企也不例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王軍認為，當前面臨的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產能過剩、僵尸企業的存在，無一不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惡化、國有資本配置資源效率過低有關。

在6月30日的演講中，吳敬璉認為，國企改革對國民經濟意義重大。“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雖然沒有絕對優勢，但它掌握的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而且它所處的行業往往具有居高臨下的地位，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和效率有著重大影響。”

“如果國有經濟的經濟效率不能提高，它的杠桿率不能降低，它的投資回報不能夠提高，那么對于整個國民經濟都會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所以，國有經濟的改革能不能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向前推進，這具有非常重大意義。”吳敬璉說。

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報告國有資產管理與體制改革情況時，肖亞慶也坦率道出了目前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四大“癥結”：一是國資監管針對性有效性有待進一步增強。肖亞慶說，經營性國有資產尚沒有實現集中統一監管，還存在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問題；各級國資監管機構仍存在管得過多過細問題，出資人監管定位不準、審批備案事項多等現象不同程度存在；監督機制尚不健全，國有資產流失、違紀違法問題在一些領域和企業還比較突出。

二是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肖亞慶說，董事會職權尚未完全落實到位，國資監管機構、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之間關系需進一步理順；企業內部三項制度改革還不到位，管理人員能上不能下、員工能進不能出、收入能增不能減等問題依然存在。

三是發展方式仍需進一步轉變。肖亞慶說，國有企業布局總體偏“重”，大多處于傳統重工業行業；企業扭虧增盈、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等任務繁重；一些企業創新動力不足、活力不夠，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知名品牌。

四是環境條件仍需進一步改善。肖亞慶說，國企辦社會職能和歷史遺留問題未完全解決。目前全國范圍內仍然存在大量國有企業辦社會機構，離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廠辦大集體改革等歷史遺留問題較為突出，人員管理、運營費用負擔沉重，嚴重制約國企改革發展。

高層的關注和現實的倒逼之下，在當前國有企業布局總體偏“重”、大多處于傳統重工業行業的情況下，以及企業扭虧增盈、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等繁重任務面前，國資委已經在行動。

6月29日，國資委召開中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工作會議，組織推進有關中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和開展特困企業專項治理工作。會議明確：從2016年開始，用5年時間壓減中央企業鋼鐵煤炭現有產能的15%左右，爭取用兩年時間壓減現有產能的10%左右，使專業鋼鐵煤炭企業做強做優做大，電煤一體企業資源優化配置，其他涉煤中央企業原則上退出煤炭行業。

“未來判斷國企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應當是，是否實現了產能過剩的有效化解、過高杠桿的明顯抑制、經營效益的持續改善以及國有資本配置效率的顯著提高。”王軍表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味做大規模、繼續‘國進民退’。簡而言之，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是貫穿國企改革的一個主線和靈魂。”

在供給側發力，從根本上和整體上提高國有資本的配置效率，無疑是步入深水區后的國企改革必須要啃下的“硬骨頭”，這也是落實最高層指示，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的應有之意和必由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