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在對具體的繪畫作品作鑒定時，特別注重利用古代建筑圖像、器物與服飾等圖像的比較、分析、考證作為書畫鑒定的主要依據。以《關于展子虔<游春圖>年代的探討》一文為例，可以看出傅熹年的鑒定方法。

歷代對《游春圖》的時代和真偽問題都是有爭議的。明代以后的鑒賞家如文嘉、詹景鳳等對此畫都有極高評價，清代著名的鑒藏家安岐也稱其奇古，乃六朝人手筆。唯有元代鑒藏家周密對此畫的真偽提出異議，但他們都沒有舉出或真或偽的具體理由。傅熹年認為北宋以前的古畫，因為年代久遠，絕大多數作品沒有款識，又往往是孤本，所以對作品時代的確定，難度很高，但它又是鑒定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對作品的斷代，利用畫中的圖像特點來分析應該是最有效也是最可信的方法。他在文中說道：“《游春圖》是山水畫，畫中又有人物、鞍馬、建筑物。如果僅僅從山水畫的風格特點來分析，目前可資比較的只有敦煌石窟中一些隋代壁畫。但二者除了地域上的懸隔之外，還有壁畫與絹素畫的差別，論者可以各執一詞，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見。如果從畫中所表現出的人物服飾和建筑物的特點來分析，則較易達到目的。因為前代人不能穿后代人的衣冠，不能住后代形式的房子，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說：‘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這說明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利用畫中所反映出的衣冠宮室制度、風俗習慣、地區特色等來驗證繪畫的時代和地域特點的傳統。”(傅熹年著《傅熹年書畫鑒定集》，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4月)傅熹年從分析《游春圖》中所畫人物頭上的幞頭和建筑物的斗拱、鴟尾的形制來驗證它是否符合隋代的特點。

首先是服飾中的幞頭。詳細對比文獻記載與在近年考古發掘工作中發現的隋唐各時期的幞頭形制，以圖像的形式一一描繪排列，文獻與實物相結合，確定《游春圖》中所畫幞頭不符合隋及初唐形制，而接近于敦煌144窟晚唐供養人像的幞頭，就此而論，可以證明《游春圖》的時代上限不會超過晚唐。

其次是建筑物中的斗拱、鴟尾與獸頭。傅熹年運用古代建筑史料記載，將《游春圖》描繪的建筑物上的斗拱特點與隋至唐末近三百年間的斗拱做法對照，得出它的時代不能早于晚唐，而與隋制相差甚遠;同樣，從古代建筑史發展中鴟尾的演變過程和文獻記載來看，《游春圖》中的鴟尾具有典型的北宋鴟尾特點，這一點又將《游春圖》的時代上限下降到了北宋;獸頭的對比得出的結論同樣是不會早于北宋初或五代末年。以上的分析雖然不能完全斷定此畫準確的時代上限，但至少證明這幅《游春圖》肯定非隋代之物，這對書畫鑒定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除了關于《游春圖》的年代探討，傅熹年還運用建筑、器物圖像考證的方法做了大量的書畫鑒定方面的研究。如《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宋趙佶<瑞鶴圖>和它所表現的北宋汴梁宮城正門宣德門》、《論幾幅傳為李思訓畫派金碧山水的繪制時代》等。與啟功的文史文獻鑒定方法一樣的是，傅熹年也注重考證，不憑經驗下結論，兩者的鑒定方法都需要學術文獻的支撐。不同之處在于，啟功考證的是書畫作品中的文史內容，而傅熹年考證的是書畫作品中的建筑物、器物等實物圖像內容。細分之下，兩個流派之間的差異還是頗為明顯的。以建筑物、器物與服飾的比較考證對古書畫的斷代是非常準確有效的手段，通過實物圖像考證判斷時代可以直接與筆墨風格鑒定法中的書畫時代風格相印證，并且，只有對書畫的時代風格有準確的定位，才能進一步分析判斷書畫家的個人風格。當然如果要確定是某家某派的作品，還需要對繪畫風格或題跋印章等等更細內容的考證才能作出判斷，傅熹年也贊成在書畫鑒定中利用多方面的手段推理考證。但是，實物圖像考證法是能與其他鑒定方法相互印證的最有力的手段，它無疑是傅熹年書畫鑒定的最具特色的閃光點，是其他鑒定家的知識結構中不具備的，這一點足以表明：他從另外一個角度為古書畫鑒定增添了一種最具說服力的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