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開的質量促進法立法座談會上,《法制日報》記者獲悉,目前質檢總局已專門成立研究工作機構,委托北京大學法學院質量與法治研究所著手研究,并于今年3月正式啟動了質量促進法立法研究工作。同時,廣東、上海、深圳等地也已開展質量促進立法的相關探索。

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梅克保在這次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推動建設質量強國,亟待從國家層面建章立制。

質量不過關假冒偽劣多阻礙消費

近年來,國內供給低端過剩、高端短缺問題比較突出,中國消費者對高質量產品的需求和國內質量現狀的沖突導致了多樣化的“海淘熱”,從奶粉到尿不濕再到智能馬桶蓋,居民消費外溢、中高端消費轉移成為新的社會現象。

據統計,2015年我國出境人數過億,出境消費金額過萬億,僅今年春節期間,就有600萬人在境外消費900億,其中超過50%用于購買境外消費品。

在此背景下,今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貫徹實施質量發展綱要2016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要以消費者普遍關注的空氣凈化器、電飯煲、智能馬桶蓋、智能手機等為重點,深入開展質量提升行動,以全面提升消費品質量。

而這項行動計劃出臺的背后,折射的是我國消費品質量當前的尷尬現狀:產品質量不過關、假冒偽劣產品太多,正成為阻礙海內外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的主要因素。

其中以生態紡織品為例,據中國航空綜合技術研究所副總工程師蔣家東透露,當前我國生態紡織品標準與國際主流標準差距越來越大,其國際認證也遠低于發達國家。與此同時,在歐盟市場因有害物質超標等問題導致的產品召回中,我國的召回強度顯著高于其他國家。有統計顯示,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因技術性貿易措施導致的直接損失額,從2005年的15.7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58億美元,增長近10倍。

11部相關法規多偏重政府監管

梅克保認為,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發展新常態和“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需要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平穩轉型。雖然近幾年我國質量工作得到長足發展,但質量標準不高、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短板,是我國產業長期處于國際產業鏈中低端的根本原因。

據統計,2004年至2014年,中國進入世界品牌500強的制造企業只有3至6家,平均約占世界500強制造業品牌總量的2%。而美國占37%,日本、法國、德國分別占14%、10%和6%。

梅克保指出,從發展軌跡上看,許多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都把質量發展作為國家戰略來實施,并通過制定專門的質量促進法律制度來保障。

事實上,研究制定質量促進法,更是質量提升法治化的需要。據梅克保透露,當前,我國與質量有關的法律達11部之多,但這些法律大多偏重于政府質量監管這單一質量治理模式,法律關系單一,內容側重于政府行政監管職能、行政相對人法律責任及產品質量民事責任等,缺乏規范各類質量主體社會共治的法律制度。

“所以,質量發展迫切需要提供制度供給,對質量立法進行有益補充。”他說。

政府應“回應性”規制避免一刀切

目前的問題是,如何通過這部立法,提供高質量的制度供給?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質量與法治研究所所長、原質檢總局總工程師劉兆彬認為,首先要明確這部法律的定位是國家法、專業法、激勵法,其立法宗旨是解決民生問題,要務實,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堅持激勵、獎勵導向；要完善法治,加強社會共治的三腳架,充分發揮新聞媒體、訴訟、行業協會等的監督作用；要找準定位,理清這部法和其他質量法律的邊界、關系,抓緊起草立法大綱,開展實地調研,形成社會共識。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洪雷提出,可參考日、韓的審議會制度建立質量共治機制,加強交流、對話,更好地發揮政府、社會、行業、消費者等的作用。他同時建議政府采取“回應性”規制,根據被管理者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規制手段,避免一刀切。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研室副主任王靜建議,要發揮質量促進法在促進質量提升領域的提綱挈領作用,就要關注整體協調,要開門立法,要把其他質量法律相關部門請進來,充分磨合利益沖突,避免影響實際運行效果；要充分動員,形成政府和社會的合力,發揮社會、行業協會的作用。

“同時,可以采取訴訟倒逼質量提升的方式,通過成功訴訟的增多,形成市場倒逼企業提升質量、造福群眾的機制。”王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