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此次政策中公示的渠道是“發文各單位的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沒有統一的權威發布渠道，很可能會被濫用，在謠言四起的網絡時代，滋生出一些侵犯普通人名譽權的事情來。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檢察院聯合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門出臺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實施嚴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犯罪人員，在其刑滿釋放后或者假釋、緩刑期間，通過各種渠道對其個人信息進行公開，方便公眾隨時查詢，警示犯罪，預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

這個政策雖然只由一個縣級市“試水”出臺，但它的意義足以媲美廢除嫖宿幼女罪，成為當前中國社會高度關注未成年人性權益的一個重要政策回應。

性侵未成年人是最為令人憤怒和不齒的一種犯罪，觸及了人道主義底線，沒有什么人愿意“同情理解”這樣的罪犯，大家都避猶不及。這也就是美國的“梅根法案”及其加強版“杰西卡法案”出臺的社會心理基礎。

中國近年來多宗影響極為惡劣的未成年性侵案件，也構成了慈溪此次政策出臺的背景。

對于類似“梅根法案”的政策，不論實際效果如何，將性侵者像過街老鼠一樣，公之于眾，本身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這樣的政策是否在法理上站得住腳？是否具有實際效果？

對于適用終身監禁或是信息公開的性侵罪犯來說，立法者對他們有一個基本假定，就是認為他們往往是積習難改的，對性沖動缺少必要的自制力，因此假如他們重返社會，便很有可能重新犯下類似罪行。美國的梅根案和杰西卡案的作案人都是重犯?；谶@個認識，為了避免更多人受害，以公開性侵史對社會發出預警，便是合理的權利限制。

同樣基于這個認識，一些國家甚至對惡性強奸犯實施“化學閹割”，根本上抑制罪犯的性沖動。

假如性犯罪者的確是積習難改的，那么不論是采用公示還是“化學閹割”的辦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積習難改很可能只是概率性的結論。美國有研究發現，強奸犯中，只有大約13.7%再次實施了同類犯罪，而未成年人里的強奸犯，重犯率就更低了。真正具有高度重犯危險的，是一些性心理扭曲或是具有反社會心理的罪犯。對于這些極端的罪犯，重返社會后，即使是公示制度也無法遏制他們。

更令人為難的是，在各國的司法實踐中，強奸罪又恰恰是比較容易造成冤案的領域，比如已經平反的呼格案都和強奸有關。除了這些黑白不分的判決以外，一些強奸案也在“半推半就”之間被認定了，這一類案件很難跟“罪大惡極”或是“人性敗壞”聯系在一起。如果對這些案件也公示或是化學閹割的處罰，便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后果。

公示制度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邏輯漏洞。既然認定罪犯在釋放后仍有高度可能性重犯性侵，那么為何要釋放呢？刑罰除了懲罰的目的以外，還有教育功能，刑滿釋放的一個潛在假設是，罪犯已經認罪服法，足以正常回歸社會了。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慈溪此次政策中公示的渠道是“發文各單位的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沒有統一的權威發布渠道，很可能會被濫用，在容易謠言四起的網絡上，滋生出一些侵犯普通人名譽權的事情來。

盡管有許值得注意的問題，作為一個受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慈溪模仿“梅根法案”而出臺的政策，在可控的范圍內，還是值得嘗試的。畢竟對任何社會來說，保護未成年人的各種權益都是高度重要的議題，值得從各方面進行探索。 □葉竹盛（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