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道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用清代詩人龔自珍的這兩句詩來概括金燦然的用人之道，再恰當不過了。

金燦然有一句名言：“人棄我取，乘時進用。”這句話的產生，是有鮮明的時代背景的。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大約有55萬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其中許多是知識分子，一些有著深厚國學功底、熟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專家學者亦在其中。

金燦然則敏銳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成為“棄兒”的“右派分子”身上，打算網羅他們于麾下。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一舉措要冒很大風險。而在當時一般人看來，誰也不敢與“右”字沾邊，躲之唯恐不及，哪還敢“進用”？

而金燦然卻全然不顧忌這些。他認為，任用賢才是事業的需要，有這一條理由就夠了，其他的就沒必要多想。

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中華書局先后調進了幾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或被錯定為“內控對象”的專家學者。此外，還聘用了一些失去公職的臨時工參加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這些人每位都才華橫溢——

宋云彬，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8月調到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組。在中華書局工作期間負責“二十四史”的整理、編輯工作。先后承擔了《史記》的標點、編輯出版及歷次重印等全面加工工作，起草了《史記》的出版說明和點校說明；承擔了《后漢書》的點校工作，參與了《晉書》和齊梁陳三書的責編工作。此外，還譯注了《項羽》《劉邦》等。

楊伯峻，1957年在北京大學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調入中華書局，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58年）、《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文言文法》（中華書局，1963年）、《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等。其中《論語譯注》一書因譯文明白流暢，注釋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社會影響很大，曾被香港、臺灣翻印，被日本的大學用做教材。《論語譯注》由中華書局出版時，楊伯峻仍然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在《文革也沒割斷我與孔子、孟子的緣分》一文中提到此事時寫道：“中華書局接到我《論語譯注》清稿后，交童第德（中華書局編輯）審查并任責編。當時，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膽！金燦然同志也因此受了批評。”

傅璇琮，1955年畢業留北京大學任助教，在政治運動中遭受到錯誤批判，被調至中華書局接受改造，傅璇琮因此走上了古籍整理出版與學術研究并行的道路，1962年他撰著的《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在中華書局出版，同時他還策劃、組織了大量古籍整理專著的出版，后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是學者型編輯的典范。

褚斌杰，1954年北京大學畢業后留校，擔任游國恩先生的助教，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調入中華書局，先后擔任哲學、文學編輯室編輯，編輯整理出版了多種古代哲學、文學著作。1962年，褚斌杰撰著的《白居易》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王仲聞，王國維次子，精熟唐宋文獻，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被強制退職，1959年調入中華書局文學組擔任“臨時”編輯。參與了《全唐詩》《全宋文》《元詩選》的編輯出版工作，校勘整理有《南唐二主詞校訂》（人民出版社，1957年）、《詩人玉屑》（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等，參與《全宋詞》的校訂工作，校注《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等。僅編輯《全宋詞》一書，編校加工記錄就達上千條，近十萬字。

馬非百，1957年因言獲罪，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9月與傅振倫一起，從中國歷史博物館調到中華書局，在古代史組擔任編輯工作。

傅振倫，歷史學家、文物博物館學專家，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9月調到中華書局，在古代史組擔任編輯工作。

中華書局的職工在1957年那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政治運動中也沒能幸免，6月，盧文迪、章錫琛、陸高誼、丁曉先、方承謨、石礎、李勉、李鋆培、王文靖、王子卿、熊尤金、侯岱麟、房志迅、吳佩林、衛水山、黃仁清等16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對這些“土生土長”的老“右”們，金燦然仍一如既往，一視同仁，照用不誤。

至此，金燦然擔任總經理期間，在中華書局任職的“右派分子”多達40余人，有的人說這里是“右派”的黑窩，金燦然對此議論充耳不聞，依然我行我素，因為他看重的是人才。這些“右派分子”中，不乏版本目錄、古文字、古天文歷算等學科的專家學者，他們學養深厚、精心敬業，為古籍整理出版隊伍充添了豐厚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