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藍圖,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城市的未來面貌,與生活在城市中的你我息息相關。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歷了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市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城市規模擴張造成的問題與矛盾也日益顯著。為此,時隔37年重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出把以人為本、尊重自然、傳承歷史、綠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規劃全過程,增強規劃的前瞻性、嚴肅性和連續性,實現“一張藍圖干到底”。

這是我國城市規劃工作理念和方法上的一次巨大變革,重新定位城市規劃工作,成為擺在每個城市管理者面前的必答題。

19日,以“加強城市規劃工作”為主題的第5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為了給這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做準備,今年4月,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率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加強城市規劃工作”專題調研組先后在廣東、海南、北京調研,走訪多個城市,實地考察了地下綜合管廊、港口碼頭、市民文化休閑場所、城市副中心等各類城市規劃項目,并召開多場座談會與當地相關部門進行了深入的互動交流。一路走來,委員們看到了這些城市在轉變發展理念、實現“一張藍圖干到底”方面作出的探索,也看到了他們的難題和困惑。

規劃的前瞻性、嚴肅性和連續性都離不開法治的保障,城市規劃工作首先要依法辦事,這是委員們共同的觀點。在調研中,大家還圍繞如何解決“規劃打架"、規范相關審批程序、突出“以人為本”等等問題展開了探討,提出了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議。

用“多規協調”避免“規劃打架”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考察一個城市首先看規劃,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

浪費和折騰,是眾多城市在規劃工作中的通病,由于“縱向”的部門垂直管理和“橫向”多規并行,造成規劃之間互相滲透、內容交叉、管制重疊、標準不一,簡而言之,就是“規劃打架”。

避免“打架”,就要“多規協調”,只有一份凝聚了黨政部門和廣大百姓廣泛共識的城市規劃,才能在實際操作中簡化審批流程,防止由于“規劃打架”使行政協調成本居高不下、規劃落實難等問題,確保“一張藍圖干到底”。

在調研組走訪的第一站廣東省,從2013年起已率先引入了“多規合一”理念。此前,廣東通過省內幾個城市的試點,逐步掃除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國土規劃和城市規劃“三規合一”的一些體制障礙,廣東也成為全國第一個在省域層面制訂“三規合一”技術指南的省份。

然而,在向調研組介紹情況時,廣東省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現行的多頭規劃體制使得各部門在編制規劃的時候自成體系,城市間各自為政的現象仍然存在,直接影響規劃實施成效。

海南省也面臨相同的困惑。調研組了解到,去年6月,中央批準海南成為全國唯一省域“多規合一”改革試點后,海南系統梳理、整合了省域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六類空間性規劃,在此基礎上編制完成了《海南省總體規劃》,在“多規協調”上邁出了一大步,但囿于各部門職能、權責不同,缺乏有效的協同機制,規劃條塊之間的“碰撞”依然在所難免,亟待在更高層面上的規劃統籌。

在鐘攸平委員看來,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國土規劃和城市規劃是實現“多規協調”的核心,他認為首先要符合統一的地理坐標,地方規劃必須符合國家的總體規劃,同時,規劃也有著主從的關系,如城鄉規劃應符合土地規劃的要求,“這些關系都要理順”。鐘攸平建議國家從法律法規的高度來明確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依法進行規劃。

“多規協調”首先要做到國家層面的國土規劃和城市規劃“兩規合一”,這是不少委員的一致看法。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代表調研組發言的賴明委員建議調整有關法律,如土地法、規劃法中關于土規、城規的編制程序等的規定,明確多規協調審批程序,條件成熟時逐步將市縣空間規劃權限統一到一個部門,并建立全國統一的土地分類和建設用地標準。此外,賴明還建議完善城市規劃的民主協商機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吳超委員也認為應加強頂層統籌,會上,他建議國家設立跨部門的區域規劃統籌協調機構,進一步理順國家各相關部委的空間規劃管理事權,明確每個規劃在規劃體系中各自的職能定位,確定不同區域規劃各層次約束和引導的內容重點。同時,還應推進聯動監督,促進區域規劃有計劃、按進度有效落實。

除了“規劃打架”,規劃缺乏嚴肅性、前瞻性和強制性也是委員們詬病較多的問題。一任政府一版規劃,不同行政部門用行政權力介入規劃甚至“肢解”規劃,是較為普遍存在的現象,為此,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提出,推進多規協調首先要立足于實現政府規劃行政的一致性和延續性,沒有一致性和連續性就不可能有科學性和嚴肅性,不能政出多門,同時還應注重規劃編制與審批的時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