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機消費情況作為貧困生資格再認定的第一步，對那些話費較高的學生進行再調查。日前，江蘇大學學生工作處正式公布了對4463名貧困生話費調查的大數據處理結果，或降級或取消，有21人被“摘帽行動”取消了貧困生資格，還有32人從家庭經濟特殊困難降級為一般困難。

此前，南京理工大學也利用大數據，根據貧困學生在學校食堂里的消費情況，對貧困學生進行“主動”識別。相對來說，江蘇大學把大數據用到篩選非貧困學生上，引起更多爭議也在情理之中，諸如大學不應干涉學生的消費支出，手機話費并不具備參考標準等。

大數據在高校幫助貧困學生中的使用，可以視為一種探索。以前，高校為甄別貧困學生，想了很多招數，包括“競選”貧困生，評議貧困生，這些做法無不遭遇不尊重學生隱私的質疑。大數據的使用，使識別貧困生的過程變得“溫和”一些，但很顯然，這種探索也有些無奈，是基于對學生消費行為的大數據搜集，而非對學生真實家庭經濟情況的掌握。

在發達國家，學生獲得學校的資助，是不需要民主評議，也不需要“競選”的，只需學生把家庭的收入、納稅證明交給學校即可，這是學校掌握學生家庭經濟情況最權威的資料。學校不需要去調查證明的真假，因為幾乎沒有學生和家庭會在證明上作假，如果作假，學校很容易從稅務部門那里獲取資料，一旦造假被發現，學校將取消貧困資助，且會列入誠信檔案，跟隨學生終身。

所以在幫助貧困學生方面，發達國家的大學沒那么糾結，在如何識別貧困學生方面傷透腦筋。我國則不然，很多大學在幫困時，也要求學生提供家庭收入證明，還要地方政府部門蓋章。可是有一些學生的證明卻不可信，而學校又無法通過方便的渠道查證，于是面對證明造假、騙國家資助金，又衍生出一系列問題。

在筆者看來，高校在幫困時，可以使用大數據，但必須注意兩方面，一是使用大數據不能侵犯學生的合法權益，且數據要科學、全面；二是可以通過和校友、中學、地方政府的合作，來了解本校貧困學生的家庭情況，建立另外的大數據平臺，即借用現在的學生學籍信息管理平臺，把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也進行如實記錄，這有利于跟蹤關懷貧困學生，包括今后針對貧困學生的招生計劃，都應根據家庭經濟情況來實施。

當然，我國還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完善每個居民的納稅證明體系，以及征信系統。

□熊丙奇（教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