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給這兩撥“蒜你狠”做一個利益鏈分析，不難發現：作為上游的農戶以及下游的商販，并沒有真正從“蒜你狠”中獲益。農戶手中的大蒜于上一年9月就被收走，此后的價格漲落與他們無關；對于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商販，價格高到一定水平購買者就會明顯減少，同樣不存在大規模盈利空間。比較之下，整個產銷鏈條上唯獨掌握著價格浮動區間的“蒜商”，是最大獲利者，以至有人笑稱今年是“投百萬掙百萬”的“傻子年”。套用純粹市場經濟理論，“蒜商”是合法的市場主體，我們在媒體上往往只看到他們賺錢而不是血本無歸的狀況，因此只要其倒賣行為合法，自然不應該眼紅。不過，這不等于監管者對于“蒜商”的所有行為都坐視不管，比如有媒體就曝光一些“蒜商”自賣自買哄抬價格，而按照《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利用某種手段“哄抬價格，推動商品價格過快、過高上漲”是明顯的違法行為。

除了對違法行為的直接打擊，作為監管者的政府相關部門，在推動價格公開、增強市場透明度方面理應更加有所為。梳理這一輪“蒜你狠”，前兩年價格傳導引發的種植面積減少以及部分地區氣候原因導致的減產是客觀因素，然而自2月份傳出來的“部分地區大蒜絕產”“全國庫存僅剩60萬噸”等消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面對這種情況，無論是農業部門還是物價部門，除了打擊造謠行為，更應該及時發布權威信息，減少供求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從而避免恐慌心理，讓投機者無機可乘。

就農產品的產銷來說，解決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不僅有助于避免出現“蒜你狠”這樣的價格劇烈波動，還可以連接上游的農戶和下游的消費者，從而保證在價格機制的正常調節下讓雙方盡可能最大收益。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在農產品領域引入電商。某種意義上講，農業電商是突破中間商加價空間的強有力的技術手段，而發展農產品電商，需要地方政府或是搭建統一的對外供應平臺，或是對農戶進行技術方面的培訓。不妨設想，如果河南中牟、開封等地方政府基于農戶搭建起自己的電商平臺，何至于讓供不應求帶來的漲價收益大部分落入中間商腰包？

從個體消費的角度來說，宮保雞丁里大蔥少了覺得不劃算可以少吃或不吃，頂不濟還可以換道別的菜，然而如果“菜籃子”里很多品種都是因為資本流動而漲得讓人望而卻步，那就是關系到“幸福感”的事情了。對待這樣的問題，作為監管者的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增強主動性，多發揮“看得見的手”的積極作用，更加有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