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申請破產，為何卻被法院拒之門外？

　　今年兩會期間，政協一次小組會議上，當談起國企破產問題時，一家央企董事長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煩心事。

　　兩年前，這家央企下屬的一家西南地區的企業在重組失敗后，向法院申請破產。在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后，這家企業終于達到了《破產法》規定的破產條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業卻被“堵”在了法院門口，“進”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無奈之下，該董事長給省領導寫了封信，最終，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這家國企的破產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業辦‘出生證’容易，辦‘死亡證’難。”這家企業的故事引發了政協委員們２０分鐘的討論。

　　“法院受理破產案件，費時費事不討好，影響結案率，所以沒有積極性。”說起破產二字，一位政協委員一臉無奈。

　　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坤成處理破產案件長達１６年，在他所處理的案件中，部分國企破產程序長達兩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業難，清理國有僵尸企業更難。

　　企業敢破產　法院不敢接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企業破產法（試行）》出臺，但該法僅適用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而且是試行。２００６年，新《破產法》頒布，不僅實現了不同類型企業破產在法規上的統一，還給企業破產設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個窗口。但專業人士發現，破產法有了，破產案件卻少了。

　　數據顯示，２００７年，企業破產案４２００件，隨后逐年下降，到了２０１２年，減少至２１００件。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注銷的企業數量對比，進入司法程序的企業破產案件數量較少。

　　中國政法大學企業重組與破產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組數據：我國適用破產程序案件的數量不足美國的０．２％和歐盟國家的１．１６％。我國２０１４年每千家公司進入破產程序的數量僅為０．１１戶，明顯低于歐盟平均７０戶的數量。

　　有法學界人士認為，數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請破產的企業少，也包括有的企業被一些法院拒之門外。“不是法條有問題，而是運用當中出現了問題。”在趙坤成看來，這首先反映出一個不能規避的問題：審判力量不足。

　　“破產案件涉及多部法規，如公司法、證券法……對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趙坤成說。

　　“還有法官內部考核問題”，在近期發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內部的績效考核機制，對辦理破產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產案件。”新《破產法》對案件受理作出了相應的限期規定，但趙坤成發現，自己遇到的案子極少能在期限內立案。

　　一位有多年審理破產案件經驗的法官告訴記者，法院受理企業破產案件數量的減少，既有外部環境問題，也有法院內部問題。

　　“一些法院的考核體系是以數量論英雄，辦一個破產案件可能要花幾年時間，這影響法官去處理企業破產案件的積極性。”在這位法官看來，越是沒人愿意受理，問題就積得越多；問題越多，法院處理就越難。“這逐漸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趙坤成說，按規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業的企業申請破產時，才需要最高院批準。“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產案件再上報給上級法院。”“法院考慮的問題比較多，土地、人員，甚至還有企業是否假破產的問題。”

　　有人對立案登記制度的實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決這種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破產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說，去年５月１日，《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題的規定》施行，立案登記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國拉開，但這兩個文件都沒有明確規定破產案件是否也實行立案登記制。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產案件不適用立案登記制的理由之一，是“破產案件受理后，債務人的財產和營業事務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債務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響，故破產案件不適用立案登記制”。

　　趙坤成寄望于法院“破產庭的建立”，希望這能為僵尸企業破產打開一條通道。

　　今年２月，全國部分法院依法處置“僵尸企業”調研及工作座談會在杭州召開，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杜萬華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產案件審判庭，加強破產審判隊伍專業化建設。

　　趙坤成表示，現在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產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產庭，會有利于破產案件的受理。“趨勢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