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河南鄭州某學院的一名在校大學生因為無力償還共計幾十萬的各種網絡貸款，最終跳樓自殺，這是校園網絡貸款的一個極端案例。悲劇背后，瘋狂生長的校園“網貸”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自2014年起，專門針對大學生這一龐大群體的網絡貸款開始了“跑馬圈地”，“XX貸”們雨后春筍般冒出來。校園貸“套牢”大學生的背后，是“學生干部地推月入5000元”的瘋狂。（3月24日《北京青年報》）

大學生自殺是悲劇，但引發其自殺的引線，并非游蕩在大學里的“校園貸”，而是低下的財商與扭曲的欲望。貸款作為信用經濟的產物，本身是市場的“健康品”：既非毒品、也非興奮劑。這就像有人拿菜刀去砍人一樣，使用者素養與風險規制能力，才是決定其“是正是邪”的關鍵。

從眼下的情況來看，“校園貸”算是民間借貸的校園網絡版，多為P2P模式，APP搭臺，買賣雙方唱戲。就算在高校，利用“校園貸”，有人拿它解燃眉之急，有人拿它發家創業……數字勝于雄辯：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信用管理研究中心調查了全國252所高校的近5萬大學生，并撰寫了《全國大學生信用認知調研報告》。調查顯示，在彌補資金短缺時，有8.77%的大學生會使用貸款獲取資金，其中網絡貸款幾占一半。而近日，易觀智庫發布《2016中國校園消費金融市場專題研究報告》，針對2893份大學生調查問卷分析發現，大學生群體對于分期消費的接受程度普遍較高，超過67%的大學生用過分期消費并且表示還會繼續使用。

當然，說這些的意思，并非是要為粗放的“校園貸”背書，而是不能在“校園貸”問題上因噎廢食，混淆了本末關系。存在未必合理，但小鮮肉們對“校園貸”的追捧，恐怕也不能一味歸咎于消費的非理性與超前消費的蠱惑性。這里有兩個基本的市場背景：一則，大學生信用卡從2004年興起，但由于壞賬增多、風險失控，2009年大學生信用卡被銀監會叫停。可以說，眼下的互聯網金融平臺正好填補了這份“剛需”。二則，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從2008年的23.3%上升到2013年的34.5%，高等教育從大眾化走向普及化。人多了，時代變了，需求與市場也在發生裂變。大學都能結婚生子了，借貸創業或消費，有什么奇怪的呢？

真正的問題，是面對鋪天蓋地的“校園貸”，監管不能作壁上觀。比如根據最高法《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但實際上，不少任性的“校園貸”，早就超出了法定保護限度。此外，不需任何抵押、不看信用記錄、煽動夸大宣傳……凡此種種，程序瑕疵不說，確實有放縱金融隱患的嫌疑。面對這些問題，監管者要有所作為，高校教育也當做足風險警示的功課。

總之，用個時髦的句式來說，“校園貸”不只有你看得見的茍且，還有有序監管之下的“詩與遠方”。（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