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清華發布了“2015年度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河北遵化教師陳文艷敲詐勒索案名列其中。這起案件的核心問題是，陳多次進京反映學校職稱評定、優秀教師評選等方面的問題，最后接受了有關人員給付的錢款16900元。后公安機關對其以涉嫌敲詐勒索罪采取強制措施。到了法院，一審判決認定罪名成立。陳文艷上訴后，經過重審，法院認定學校給陳文艷的費用系路費和吃住的開銷，這些錢經過校領導批準，不能認定陳文艷是采取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財物，故改判陳文艷無罪。

回想前些年，類似陳文艷這樣，因“過度”維權，一旦得到了經濟補償，就很可能被以敲詐勒索罪追究刑事責任。只是到了近年來，隨著國家法治進步，才出現了有罪改無罪的情況。事實上，將抓人作為治理社會問題的手段，勢必導致定罪的門檻降低，入罪的隨意性增大，這是明顯背離現代法治精神的。

我國刑法規定，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是罪刑法定的實質要求。而在一些維權有過激行為，又得到了一定經濟補償，就被判敲詐勒索罪的案例中，其維權畢竟帶有行使權利的屬性，即使有些偏激，對其定罪也必須符合敲詐勒索的要求，即對被害人或者其親屬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等實施威脅或者要挾。否則，就不能成立敲詐勒索罪。

在司法實踐中，還有一些消費者維護消費權益的案件也存在這個問題。據不完全統計，自1994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以來，因購假索賠被拘捕、刑拘的案件有16起之多?？梢姡瑖@消費權益的保護問題，一些執法人員也分不清索賠維權和敲詐勒索的界線。特別是，有的時候僅僅以索賠數額劃分罪與非罪，將天價索賠“想象”成敲詐勒索罪處理，這完全是“一廂情愿”的執法。

必須明白，刑法是公民行為的最后底線，也是社會治理的底線。所以，動用刑罰制裁必須萬不得已。根據刑法規定，判斷是否屬于敲詐勒索罪最主要的是從行為的主客觀方面要件出發。在這些“事出有因”的案件中，消費者提出的基本訴求并不違法，只不過是求償的金額過大而已。事實上，遇到“獅子大開口”的索賠案，商家大不了可以不賠，這種賠多賠少的問題完全屬于民事賠償的性質，數額之爭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來解決。

歸根到底，將維護權利過程中過度、過激的行為當成敲詐勒索等犯罪處理，已經成為一些地方社會治理的弊端?，F代國家治理不能再堅持刑罰工具論。基于一定理由，即使是“瞎要錢”、“亂要錢”，也不等于是觸犯敲詐勒索罪。當公民行使權利、要求賠償的行為出現偏差時，相關部門更應該做的是，合理引導他們正當地行使權利，而非在刑罰上動歪腦筋。

□金澤剛（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