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劉紅宇還提出,慈善募捐的主體被界定為慈善組織,但對于類似“微慈善”、“小老師公益計劃”這樣民間自發組織、公益成效好且形式靈活的募捐行為缺少支持。同時,也缺少對未成年人參與慈善公益活動的明確支持,“要鼓勵孩子從小參與慈善事業,保護好他們參與公益事業的積極性,注重保護好孩子們的愛心。”

“我剛剛收到一個在美國工作的朋友發來的微信,他們一家夏天要回國探親,問我能否為他的孩子找一份合適的義工機會。國外非常重視青少年階段參與公益活動的記錄,我們也應該從法律層面倡導孩子們參與其中。”吳仁彪委員插話。

“的確是這樣,國外青少年的公益履歷對于他們上學、就業和未來發展都很有價值。當年奧巴馬在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就講述了他參與義工服務的經歷,為成功當選增加了砝碼。”彭雪峰說。

“我不是法律界人士,不知道在《慈善法》中加入‘政府表彰制度’合適與否。對獻出愛心的人士建立不同層面的政府表彰制度,既是對慈善參與者的認可和鼓勵,也能夠更大范圍的凝聚愛心。”王明明常委建議。

“這種嘉獎制度加入法律條文也是可以的,認可公民慈善公益的貢獻,是對其良好成長優秀表現的一種記錄,建立類似于檔案的公益行為記錄,予以于法有據的表彰,將會大大提升全民參與公益、熱心慈善的熱情。”彭雪峰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