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其后天發育不良,同樣是兩方面作用的結果。一者,與用人單位的霸道相比,求職者明顯有求于人,要么敢怒不敢言,選擇忍氣吞聲地干下去；要么抱著“此處不留姐、自有留姐處”的心態離開,真正跟企業較真的微乎其微,最后對簿公堂的更是少之又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用人單位的不正之風。二者,相關職能部門在監督用人單位在保障女性生育權方面主動性、創新性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如果職能部門做到及時督促用人單位改正到位,那么女性生育權在就業中也不至于遇到諸多難題。

要解決女性生育權在就業中難產的問題,還得對癥下藥。一方面,從立法層面以更強硬的措施推動落實,增加具體懲罰性條款,讓那些不良用人單位得不償失,使其不愿為。另一方面,相關職能部門要暢通舉報渠道,設立舉報獎金,讓遭受歧視待遇的女性敢于、樂于舉報不良用人單位,同時將這些用人單位列入失信黑名單,使其不敢為。如此多管齊下,或許女性生育權在就業中就能呱呱落地了。

一邊是國家剛性保護女性勞動權、生育權,一邊又是“奇葩”合同頻現,女性的勞動權、生育權屢遭侵犯。保護與侵犯女性的勞動權、生育權,好似成了一對永遠無法調和的矛盾。而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這對矛盾或許還會越來越突出。

其實,女性的勞動權、生育權,在國家機關以及事業單位和大型國有企業中,是能得到很好保障的。女性的勞動權、生育權屢遭侵犯以及“奇葩”合同的頻現,多發生在一些中小企業和臨時用工單位尤其是在私營個體企業中。

要執行相關的法律規定或要保障女性的勞動權、生育權,需要投入大量財力,并且都是用工單位掏腰包。因此,一些中小企業和臨時用工單位,尤其是一些私營個體企業,能推則推、能省則省,也就在所難免了。例如,根據社會保險法第五十三條“職工應當參加生育保險,由用人單位按照國家規定繳納生育保險費”的規定,雖然為女職工繳納生育保險等是用工單位的法定義務,但為了降低用工成本,一些用工單位就會在勞動合同上做手腳,打擦邊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