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兒科醫生缺口大問題，國家衛計委表示，將深化醫教協同改革，支持高校設立兒科學專業。 “十三五”期間，將兒科年度招收計劃由每年4000人提高到5000人。國家衛計委同時表示，在三醫聯動深化醫改中調整兒科醫療技術勞務價格，建立符合兒科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2月25日《新京報》）

受傳統兒科學專業調整的影響，以及“全面二孩”落地執行的壓力倒逼，在未來幾年內，我國兒科醫生緊缺的現狀將會更加凸顯，而由之衍生出來的各類社會問題也必定更加突出。此般現實下，到底該怎樣打破兒科醫生緊缺的現實怪圈，又該以怎樣的措施來調和兒科醫生供需失衡的尷尬，便理所當然的成了當下各部門需要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就衛計委與教育部目前對公眾的公開回應看，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路徑大抵遵循著兩條思路：一是在人才培養上下足功夫，并以此為“開源”路徑，堵住兒科醫生的巨大缺口；二是通過深化的醫療改革以及合理的人事薪酬制度，來破解兒科醫生多年來付出與得到極不對等的局面。可能在很多人看來，兒科醫生緊缺，其根在這些年人才培養的斷代，因此“開源”要比相應的醫療制度改革更重要。

這其實是一種極其錯誤的思維。因為兒科醫生短缺暴露出來的問題，數量上的緊缺只是表象，其本質上卻是這一群體的利益并沒有得到較好保護的沉痛現實。據中華醫學會兒科分會的一項數據顯示，在我國，平均每年每家醫院都有兩名兒科醫生離開工作崗位，兒科醫生的離職率要比其它科室高出許多。一面是亟待兒科醫生大量加入的需求缺口，另一面卻是大批兒科醫生離開這個崗位的現實反差，這對比中凸顯出來的現實問題，其實才是在為兒科醫生“開源”外，更該引起重視的。

這樣的問題其首先體現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上。據中華醫學會的一組數據顯示，北京兒童醫院在最繁忙的時候平均一天接待4000名兒科門診病人，但兒科門診只有40—50名醫生，故每位醫生每天大約要接診80—100名患病兒童。但高強度的工作壓力，卻并沒有換來高收益的個人回報。由于兒科患兒特殊的生理機制，其不管是在用藥上、還是相關檢查上，其消耗的醫療資源都難以和成人相比較，而在當下的醫院營利模式中，這必將導致兒科醫生個人效益難以和其它科室“媲美”。

與收益“捉襟見肘”“交相輝映”的是，患者家長與醫生日漸凸顯出來的矛盾使得不少兒科醫生在面對這個職業時只能“望而卻步”。一些家長完全不顧疾病醫治的基本規律，不顧患者是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的特征（語言交流上、病類分科上），一旦醫生的診治沒有達到自己預想的結果，便對醫生提出諸多過分的要求，甚至動用暴力。這極不友善的醫患關系格局，必然會加劇二者之間的惡性循環，使得醫患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兒科醫生“甩手”不干的現象也越來越多。

事實上，也正是這些年我們在兒科醫生培養機制上的滯后，中游醫患關系的進一步惡化，以及下游醫生收益及激勵機制的長期失衡，才導致了兒科醫生如此短缺的兩難局面。因此，要想從根本上對這一病灶對癥下藥，加大人才培養只是最為基礎的一面，更為重要的是要在醫療改革的大框架下，將兒科醫生在物質收益、風險控制、醫患關系上呈現出來的問題一一化解，否則，培養再多的兒科醫生也不能診治兒科醫生供需失衡的歷史痼疾。（張　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