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這樣一個人，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胼手胝足的農民，但是中國的農耕文化結構卻因他而發生了劃時代的改變。他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業合作組織，用那雙長滿老繭的手，拉開了農業合作化的序幕，從而改寫了中國五千年的農業史；他訪問過很多國家，幾度當選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他由一個農民而擔任了人民公社、縣、地區級領導干部，最后成為省部級領導，但卻一天也沒有離開過農具和土地；他去世30多年，人們還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紀念他。

何香久委員近影

這個人，就是耿長鎖。

大約十四五歲時，我讀了一本書，書名是《花開第一枝》，講述了河北饒陽縣農民耿長鎖和五公農業合作社的故事，從此對耿長鎖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和這個人物的命運發生扯不斷的糾葛。

2013年秋天的一天，我接到饒陽縣委宣傳部一位干事胡兵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說，饒陽縣委宣傳部準備以全國農業勞動模范耿長鎖的事跡拍攝一部電視劇，他們在網絡上搜索到我是長篇電視劇《焦裕祿》的編劇，并通過滄州市委宣傳部找到我的聯系方式，問我愿不愿擔綱這部片子的編劇。出于對耿長鎖的敬仰，我答應下來，并推掉了其他片約。

接下來是三四個月在饒陽縣五公村的深入生活，開了幾十個座談會，采訪了上百名與耿長鎖有關系的人———他的親屬、鄉親、同志、部下，人們談起老耿，一種情懷溢于言表。

耿長鎖是農業合作化的創始人，也是終結者。他創造了中國農業史上的一個奇跡，他經歷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全部過程。可以說，在中國農業史上，他是個繞不開的人物。

毛澤東主席曾評價耿長鎖是“群眾所信任的領袖人物”，應該說，這是對耿長鎖最高的褒獎了。

耿長鎖是20世紀的同齡人，1900年他出生在饒陽五公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五公是個非常了不起的村子，因出過皇封的五公而出名。隋代內史令李德林，輔政有功，隋文帝楊堅追封他的父親為“安平公”，李德林襲爵，之后李家三代封爵，共五公。所以，這個原名“敬信鄉”的村子即更名“五公”村。五公的李家，是華北地區著名的望族，歷經隋、唐、五代、宋四個朝代，代代有高官，綿延700多年，但是這個村子一直很貧窮。

五公是個打繩專業村，有民謠說“大曹莊，油梁壓，耿尚口，席篾插，柳枝橋，呱噠噠，五公村，擰麻花”。擰麻花就是打繩，這個勞動強度很大的活是窮人賴以養家糊口的生計。

耿長鎖父子都是饒陽縣有名的打繩把式，但他們一身絕技卻難以擺脫貧困。“農民世代勤勞，為什么卻吃不飽肚子”成為一直困惑他的問題。早年受在五公村小學教書的地下黨員影響，耿長鎖參加革命活動，組織“窮人會”，與地主的“青苗會”展開斗爭。他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窮人祖輩受窮，是因為幾千年來一家一戶的耕作方式決定了他們注定是一盤散沙，不但不能抵擋自然災害，而且也沒有力量抗爭地主階級的盤剝。如果窮人團結起來，像散亂的麻批子擰成合般大繩，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1939年，日本鬼子占領饒陽，1942年，日寇在冀中發動了慘絕人寰的“五一大掃蕩”，冀中軍區機關駐在五公一帶，成為日寇掃蕩的主要目標，五公村也成為受害最重的村莊。耿長鎖的父親就是在“五一大掃蕩”中被鬼子打死的，那年五公村有40多人死于日寇之手。

緊接著，1943年又是罕見的大旱，莊稼顆粒不收，不少人家賣房賣地、賣兒賣女。耿長鎖就在那一年，賣掉了15歲的大女兒雪忍。耿長鎖與其他三戶農民在冀中抗日根據地辦起了第一個土地合伙組，同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惟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惟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毛澤東還指出：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

遠在饒陽的耿長鎖土地合伙組不可能聽到毛澤東的這番論述，所以有人說這是一種巧合或者是一種不謀而合，不管怎么說，農業合伙組在中國農業史上寫下了嶄新的一頁。

之后這個合伙組又發展成為耿長鎖農業合作社。耿長鎖有一個最樸素也最執拗的愿望，就是讓一直忍受饑饉摧殘的農民能“吃飽肚子”，他為這個愿望奮斗了一生。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時期，耿長鎖帶領他的合伙人一面參加抗戰，一面探尋農民自己的出路，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沖破了重重障礙，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奮斗，農業合伙組不斷擴大，農民不但有了飯吃，還為邊區輸送了大量公糧，鞏固了抗日根據地，因此成為一個成功的范例。

我在饒陽縣檔案館查閱了從1944年到1983年五公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時期的相關資料，讓我很震驚。從最初四戶人家的土地合伙組，到25戶的大組，到280多戶的初級社，再到400多戶的高級社，每一次遞進都有嚴格的章程。農業合伙組雖然只是四戶人家，但從一起步，它的制度設計就很到位、很完善、很公平、又很科學，所以它才有生命力。

不僅有章可循，而且這個農業合作組織每個月都有很具體的生產計劃，他們的生產計劃十分周密，周密到了每一個具體的生產細節，比如棉花多少個葉開始打叉，比如什么地塊一畝地下多少種子，留多少株苗，什么時候施肥、施什么肥，鋤多少遍等，都規定得很詳細。我在檔案館還看到一份評產估產報告，密植小麥平均一畝320800穗，每個穗28個粒。一般小麥平均一畝283400個穗，每個穗23個粒。細到了這個程度。

在民主革命階段辦起這樣一個具有較多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社，耿長鎖被時代推到了潮頭。毛澤東1943年11月29日發表《組織起來》，在此之前，五公打繩組已經成立。6年后的1950年，全國像五公一樣的農業社才有18個，總共187戶。時隔11年，全國農業合作化逐步掀起高潮。

農業合伙組成為初級社、高級社乃至人民公社后，耿長鎖也有了更多的困惑和對農民命運的深層思考。他自覺抵制了幾次“砍社”風波，也對“一平二調”“一大二公”帶來的農民重新貧困有了清醒和理智的認識。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最初那個讓農民吃飽肚子的愿望要真正實現殊非易事。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選擇了不懈的抗爭。40多年來，耿長鎖一直是中國農業合作化的帶頭人。耿長鎖通過把個體農戶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廣大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卓越貢獻。

1980年，全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80歲的耿長鎖又一次經歷了痛苦的抉擇。1983年，五公農業合作組織走過了四十年的歷程，耿長鎖最后一次敲響大鐘，宣布五公村實行聯產承包。

耿長鎖性格堅毅，有一種認準了的理十頭牛拉不回的倔勁。大躍進剛一開始，電話打爆了，有記者追著采訪的，有全國各地挑戰放衛星的。耿長鎖告訴社委會秘書，凡是挑戰放衛星的，一律不摻和。縣里催問估產進度，耿長鎖在社委會上說：大躍進就要把勁頭用在生產上，而不是嘴皮子上唱高產。人家放人家的衛星，咱一犁一鋤種咱的莊稼，不跟風，不追潮頭，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不去追那些冒虛泡泡的榮譽。

一位副省長來五公督催放衛星，耿長鎖說：今年大旱，五公減產已成定局，沒有衛星可放，俺不能亂放禮炮，更不能放空炮，要放也只能是個啞炮。

寫電視劇寫到這一段歷史，我夜不能寐，為耿長鎖超人的定力而浮想聯翩。在那個全國各地都像打了雞血一樣瘋狂的年代，他能保持這份清醒、這個定力是多么不易？他要承擔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多大的壓力？

上世紀70年代，一位女記者把五公的糧食畝產量多寫上去25斤，耿長鎖知道了，非讓記者改過來，耿長鎖說：“多1斤也不行。比方說你這閨女挺俊的，給你往臉上搽25斤雪花膏，你成個啥樣子？”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耿長鎖。

耿長鎖毋庸置疑是最具個人風格的勞模，他一生腳踏實地，勤勉務實，在巨大的光環下，他時時保持著一個打繩人、一個普通農民的本色，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耿長鎖是緊密聯系群眾的典范，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楷模，是一位有獨特貢獻的農民政治家、思想家，是從大土地上站立起來的農民英雄，是一個肩負著民族的命運前行的人。

采訪中，很多老人說：那個年月老耿領著大伙種地，那是把地當爹娘敬奉著，當老婆心疼著，當兒女呵護著，莊稼地里不長一棵雜草。

鄉親們說：老耿耳朵很靈，他能聽懂莊稼的話，當了省里大干部（省人大副主任），還整天背個糞筐在地里轉，啥時鋤，啥時耘，啥時施肥，心里一清二楚。

老耿的同事說：這個人一輩子說真話，要讓他說句假話，割了他嘴也做不到。因為在華北局的會議上說了實情，講了真話，他曾三次被停會。他看到“一大二公”的癥結，就給國家領導人寫信，從來不隨聲咐和地拍巴掌。

我是一個有“英雄崇拜”情結的作家，我認為，不論哪一個民族，都應該珍愛自己的英雄。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個不珍愛自己英雄的民族更是可悲的。這部劇本修改了12稿，脫胎換骨的修改就有4次，每一次都是靈魂的受洗。現在劇本已在饒陽開機，我的心里卻一點也輕松不下來。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我聽從心靈的召喚，寫出了這個肩負著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前行的人，也寫出了那個每一個人都燃燒著激情的年代。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