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探索創新

　　在寧?？h，一本名叫《寧海縣村級權力清單３６條》（以下簡稱３６條）的小冊子家喻戶曉。這本冊子記錄了３６個流程圖，“基本涵蓋了村級組織和村干部行使村務權力的全部內容”。寧海縣從２０１４年４月起開始在全縣推行３６條。該縣紀委的一份材料表明，實行３６條一年之時，全縣反映村干部有違廉潔自律問題的初信初訪量同比下降了八成。

　　“寧海３６條權力清單的劃定細分了權力邊界，有利于改善權力亂攤派的問題，有利于提高社會運行的有效性。”李人慶說。

　　除寧海，全國不少地方也都在通過實踐創新嘗試獲得基層治理的突破。

　　對于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基層治理實踐，學者們提到最多的就是浙江省。

　　針對基層權力運行的透明問題，浙江省早在２０１１年出臺的《浙江省村級組織工作規則（試行）》中就有規定，對村級重大事項進行決策時，需實行“五議兩公開”程序，也就是重大事項要按照“黨員群眾建議、村黨組織提議、村務聯席會議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議決議、表決結果公開、實施情況公開”的步驟進行決策。

　　“在浙江，基層公共經濟利益較多，村民有監督和參與的動力，當地也有制度創新的內在動力。‘五議兩公開’是把權力運行流程規范化、公開化了，開拓了村民的監督渠道，有利于更精致細微的監督。”賀雪峰說。

　　除了“五議兩公開”，浙江武義縣的村民監督委員會制度也是基層監督的重要嘗試。早在２００４年，浙江武義縣白洋街道后陳村就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并通過《后陳村村務管理制度》和《后陳村村務監督制度》，村務監督委員會依據《后陳村村務監督制度》行使監督村務的權力，開始向全國不斷推廣。

　　后陳村曾是矛盾多發村。村里土地被征用后獲得上千萬元的補償款，但由于村務賬目不清，村干部多拿多占，村民的上訪不斷。村務監督委員會的出現，要求全村的財務支出不僅要村主任和村支書簽字，還要村務監督委員審核簽字和公示后才能入賬。“有效規范了村干部用錢用權行為”。后陳村連續多年實現村干部“零違紀”、村民“零上訪”、工程“零投訴”。

　　相類似的，２０１０年，成都市在下轄的３３４３個村（社區）建立規范了“村民議事會”，讓村民參與到村務中來。按規定，每個村的村民議事會成員不得少于２１人，１０名以上村民聯名即可提出議題。同時還要求，村黨組織不得無故拖延議題審查，避免以“議題暫時不具備實施條件”為由壟斷議題，為了防止村組干部權力壟斷，文件要求村組干部不超過議事會成員總數的一半。

　　但成都的嘗試并沒能在全國廣泛推廣，一些地區的村民議事會在制度創新方面遭遇瓶頸。有些地方的村務監督委員會，也出現了形同虛設的情況。

　　“中國有６０多萬個行政村，農村情況千差萬別，不同地區農村的農民生產生活困難、問題、矛盾完全不同。對于中西部相對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最重要的不是盲目地照搬套用過于精細化監督制度，在這些資源匱乏治理動力不足的地區，過于復雜的制度只會更加無法運轉。最重要的應該是根據當地需求提供支持，提供資源，激發當地的內在活力?！辟R雪峰說。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認為，村社集體與農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通道，是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來動員農民，讓農民參與表達自己的需求偏好，從而形成強大的農民的共同利益與意志?！按迳缂w直面農民的需求，回應農民的需求。這個動員過程和參與過程中結成的強大的農民意志，可以抑制少數人的反對與反動，可以防止害群之馬的破壞。但現在的問題是，村社缺少回應農民需求的基本資源。因為很多村社集體是空殼，甚至負債累累”。

　　自２００２年開始，賀雪峰在湖北的４個村開展了老年人協會建設的試驗——在４個村發起成立老年人協會，每村每年資助５０００元活動經費，由老年人協會自主決定使用。１０多年下來，４個村的老年人協會不僅運轉良好，甚至對村莊治理也產生了影響。“這５０００元，計算到每個老年人，每人每天不到５分錢，但這點錢所起的作用卻很大，因為十分有效地將老年人組織起來，不僅做到了老有所樂，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到了老有所為。老年人協會建設真正起到了花小錢辦大事的效果，通過很少的資源投入，激活了農村社會內部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