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證監會頒布《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并于1月9日起施行。這項規定明確了三大基本原則，提出了四大硬約束條件，為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打造了尺度清晰、便于監督的制度“籠子”。筆者認為，通過這些舉措加強對上市公司“直系持股人”的監管，可以穩定市場預期，并為后續改革創造條件。

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是公司的當家人、知情人、內幕人，他們對所持股份的態度必然影響其他投資者的預期；并且，他們作為內幕人，有可能利用信息和其他優勢不公平獲利和避險。加強對這些“直系持股人”的監管，其實就是抓住了市場公平的重要源頭。

若干規定明確的三大基本原則是：一是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必須遵循法律法規作出的限制性規定和公司內部作出的減持承諾；二是依法多渠道減持，既可以通過證券交易所的證券交易賣出，也可以通過協議轉讓及法律、法規允許的其他方式減持；三是充分披露信息。

在此基礎上，若干規定進一步提出了四大硬約束條件：1.大股東通過二級市場集中競價交易減持，需提前15個交易日披露減持計劃；2.大股東在三個月內通過證券交易所集中競價交易減持股份的總數，不得超過公司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一；3.通過協議轉讓方式減持股份并導致股份出讓方不再具有上市公司大股東身份的，股份出讓方、受讓方應當在減持后6個月內繼續執行前述兩款規定；4.因司法強制執行、執行股權質押協議、贈與等“非常態”減持股份的，同樣要執行前述規定。

筆者認為，四大硬約束條件可以使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等“直系持股人”更加嚴肅地對待公司經營，更加嚴肅的對待市場穩定，更加嚴肅地對待自己的責任；也使監管的操作性更強、可檢驗性更強。這無疑將增強市場的穩定預期，可以為改革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在加強對上市公司“直系持股人”監管的同時，我們也要對三方面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一、大股東、董監高有依法減持股票的權利，對其不能一堵了之。加強對其減持行為的規范只是第一步。二、大股東、董監高無論大宗減持，還是零星減持，最終都有可能匯集到二級市場。硬約束可以延緩當期壓力，但長期壓力仍存。三、大股東、董監高依法減持股票本身不是問題，其擾動市場的“動力機理”是很大的問題。為此，必須進一步研究推出相關長線機制。

長期以來，中國股市存在“低廉籌碼恐慌癥”，即擔心原始股東減持股票、與二級市場爭奪資金。一個比較普遍性的看法是，在資金一定的情況下，大股東、董監高無論是在二級市場直接減持還是通過大宗交易平臺減持，最終都將占用二級市場資金，造成市場下跌。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帶有一定偏見，但我們必須正視。

解決這一問題，要從兩頭抓：一頭是，完善股票發行制度，實現發行定價的市場化，提高新股定價的公眾信任度。當投資者認可新股價格，認為“直系持股人”與自己的持股成本沒有巨大反差時，“低廉籌碼恐慌癥”就可以消解了。另一頭是，擴大長期資金入市的規模，為大股東、董監高依法減持股票“接盤”。這就需要從稅收制度入手，對長線投資者實行低稅、免稅政策。還應當建立健全相對應的基金運營模式。

總之，要采取立體化措施，構建起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相互信任機制。畢竟，根植于信任基礎上的價值判斷才能相對穩定，有相對穩定的價值判斷才能有穩定的市場預期。為此，包括監管政策、定價機制、公司文化、基金制度等都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

筆者認為，無論從現實來看還是著眼長遠，《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都是完善和加強我國資本市場信任機制的一塊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