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傳來了吉爾伯特·卡普蘭離世的消息。他曾是華爾街功成名就的出版商，當訃告傳來，他被視為一位著名指揮家，并以對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的專注演繹而被古典樂迷銘記。伴隨著他的去世，有關這位“業余”指揮家的傳奇故事就此宣告結束。他留下的是百余場登臺指揮的記錄，他的三張唱片目前有兩張絕版，樂迷想找到可不容易。

放眼音樂史，以玩票路線站上指揮臺的先例并不少，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斯、已故索尼公司前任總裁大賀典雄都是著名的榜樣。但若論名望和成就，卡普蘭顯然更勝一籌，至少在他去世時，絕大部分媒體都在文化版面對其進行報道，這說明他作為一名音樂家的身份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從某種程度上看，他的影響力比這個星球上的絕大多數職業指揮家都要高。畢竟，能夠與維也納愛樂合作灌錄馬勒的交響曲，并在薩爾茨堡音樂節登臺，是很多指揮家夢寐以求的榮耀。

卡普蘭的故事與執念有關。他在一場猶如電擊般的音樂會后迷上了馬勒的《第二交響曲》，并為此作出了大膽的選擇。這是人生中的典型時刻，人們總是被偶然觸及的事物吸引，繼而產生狂熱的癡迷，并思考是否要將整個人生作為賭注，持之以恒地為其傾注時間、精力、心血，當然還有金錢。大多數人緊踩剎車，重回老路，而卡普蘭則選擇一往無前。當然，前提是他有足夠的資本這樣做。

這個出生在中產階級精英家庭的紐約男孩，27歲就創辦了日后極負盛名的金融雜志《機構投資者》，由此成為一位華爾街驕子。在事業的巔峰期他賣掉雜志，早早過上了度假般的生活，全然一位人生贏家。他沒有再追求更大的財富和聲望，而是鉆進了與作曲家馬勒有關的文獻、總譜、書信和日記中。他嚴格考證樂譜，修編并出版文獻，登臺指揮則是這種探索的延伸。

這樣的行為闡釋了一個嚴肅的藝術問題，那就是在作品和演繹作品的人之間，到底誰更重要。卡普蘭明顯選擇了前者，他甘愿做音樂的奴仆，不惜暴露自己在指揮技巧上的缺陷，甚至被樂團的樂手當面譏諷。我從視頻影像中看過他的舞臺表現，動作不夠瀟灑，神態也較為壓抑，沒有自由的個人宣泄，全然像個苦行僧，仿佛在艱難地完成著某種神圣的使命。

卡普蘭的故事不僅動人，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亦十分勵志。它說明只有努力工作，才有可能用更多的時間追求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卡普蘭做到了，雖然一曲總有終了時，但他肯定死而無憾。　　　（許淥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