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由互聯網大國向互聯網強國的轉變，互聯網已經不再是一個現實生活的輔助性空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生活本身。也正因為此，互聯網不僅成為大量社會利益糾葛的反映之所，而且也越來越成為各種社會矛盾的產生之地。如何有效地治理互聯網，不僅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治理最為重要的課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中國社會治理轉型所必須完成的任務。

首先，網絡時代的社會治理必須處理好權利與秩序、自由與安全的關系。一些人一談到管制就怒不可遏，似乎但凡管制就是戕害了言論自由，其實這是對言論自由的重大誤讀。世界各國的言論自由雖然尺度不同，但是公然損害國家利益、散播極端思想、鼓吹暴力的言論卻從來都不受言論自由的保護。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網上的暴力語言、極端語言絕非罕見，甚至有的網站公然掛出過絞死名單、活埋名單。這種現象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應該被嚴肅處理的。

現代社會正在成為一個高危社會，網絡中的自由必須服從于社會總體安全的要求。新時期的國家安全觀的理念是清晰而堅定的，中國網絡時代的社會治理也必須在國家總體安全觀的框架下展開。

其次，網絡時代的社會治理必須順應時代的特點，避免那種簡單粗暴的罰與堵。一些干部對于網絡中的社會言論過于敏感，甚至將一些群眾的牢騷與怪話，上升到敵我矛盾的范疇。在一些地方，遇到事情不解決、不對話，動輒刪帖、封號、斷網，甚至搞出跨省追捕的怪事。這樣簡單粗暴的工作思路，已經成為少數地區提升網絡時代社會治理水平的一大瓶頸。不僅無助于黨和政府利用新技術、新傳媒去爭取群眾、團結群眾，反而讓互聯網成為干群關系對立的場域。

誠然，虛擬技術的進步、網絡時代的來臨的確讓傳統的管理越來越麻煩，但是它也為管理的升級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對于中國網絡時代的社會治理而言，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網絡技術尤其是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可以讓政府精確鎖定服務對象、準確量化服務需求，從而讓民意更真實、更準確、更具體。其二，網絡時代的來臨，可以讓官民的對話渠道更多、對話成本更低，它不僅有助于提升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推動民眾對公共決策的參與，而且有助于將“一刀切”式的標準化公共服務，升級為靈活、多樣、高效的個性化公共服務。讓政府在開放中獲得認同，在服務中贏得民心。其三，網絡時代的來臨，可以讓政府擁有更多的渠道與資源，去與社會建立廣泛的合作關系。從而將層級制的社會治理體系，優化為扁平化的社會管理體系。通過網絡資源，政府不僅可以引導人民、教育人民，還可以有序地提升社會的自治能力，從而實現最優限度的簡政放權與基層自治。

坦率而言，在今天的中國，一些人對網絡時代的社會治理還有擔憂，他們指出中國的網絡里有太多的戾氣，中國的網民太熱衷于吐槽。怎樣化解戾氣，怎樣回應吐槽呢？當然要治理，盡管其間也不排除管制，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規矩、講道理。道理講得越多，我們就越有可能從互聯網大國真正提升為互聯網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