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連起

我國市場規模巨大，對合作伙伴有較強的吸引力。2014年經濟增量達到8000多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這一增量超過中等發達水平的土耳其等國2014年全年GDP總量；我國每年貨物進口額為2萬億美元左右，約相當于世界第十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旅游輸出國，2014年出境游超過1億人次，海外消費額達1648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我國仍然擁有極具開發潛力的市場，成為吸引合作伙伴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國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人力資源豐富。我國每年的大學以上學歷畢業生超過700萬，高素質人才隊伍業已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

我國在拓展新興市場方面具有較強的優勢。許多新興經濟體正加快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園區發展是重點。我國在這些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形成了完備的工業體系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由于處于同一發展階段，消費和技術偏好相似，我國在拓展新興市場方面具備更強的競爭力，這一優勢有利于我國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過程中保持平穩發展。

適應新常態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經濟中的巨大潛力，積極培育發展新動力。一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尚未結束，地區發展差距大，發展空間廣闊。2014年我國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為54.8%，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有大約2.6億農民工需要轉變為市民，7000多萬需要脫貧，1億城市棚戶區住戶需要更新。二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潛力巨大，不少領域仍存在開放不足、準入不公平的問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三是我國擁有全球最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配套能力。據相關統計，我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而且不少類別的規模達到全球領先。四是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經濟體，在新一輪信息技術帶動、改造傳統產業的進程中，我國經濟將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五是我國具有全球最大、成長最快、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這將為產業發展和創新提供最好的空間。六是隨著國家實力增強，我國將積極參與新一輪全球分工，主動倡議、參與和推動新一輪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改善，在更高水平、更高層次開放中獲取新的機遇，為我國經濟發展爭取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從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全局工作看，“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做的比較充分，而“自下而上”的基層實踐卻沒有跟上來，各地方各部門落實中央經濟發展政策措施存在“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推動文件、以語言應付語言”的突出現象。

面對增速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倒逼形勢， 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積極鼓勵支持基層先行先試，大力培植“咬定目標不放松、立根國家政策中”的鮮活實踐典范。過去一段時間的癥結在于，一碰到實質性困難，就呼吁頂層設計；一討論頂層設計，基層就等待細則方案出臺。事實上，條件成熟的改革，推一把即可出臺；條件不成熟的改革，可以就不同方案試點再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一再證明，從基層做起，往往有巨大空間。要聚焦具體問題、具體步驟、具體政策，細化措施、細分責任、細排時間、細對難點、細研效果。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把基層改革創新中發現的問題、解決的方法、避免的風險、蘊含的規律及時形成理性認識，充實豐富頂層設計。鼓勵地方、基層、群眾大膽探索、先行先試、誰好用誰，形成“自上而下”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基層創新耦合聯動的新格局。

二是加快建立與基層改革實際需要相匹配的績效導向考核評價體系。要針對基層工作特點和難點，運用正向激勵方式，完善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推動職能下沉、人員力量下沉，俯下身去，連接基層，傾聽民聲，吸取民智。營造基層共謀創業創新、政策助力創業創新的制度環境。創新創業是經濟下行壓力下聚焦發展的新鑰匙、新動能，各地方各部門要在基層探索中發現可復制、可推廣的“雙創”經驗，中央層面加以總結推廣，以期標桿引領、遍地開花。

三是加快構建鼓勵基層實踐探索的國家工作人員權責體系。建立事權、人權、財權相匹配的“齒輪對接”、同頻共振機制，增加基層人員編制（中間層縮減下沉）和財力投入，確保放下去的權責任務接得住、管得好。深化細化相關規定（清單），明確改革過程中基層干部的權限范圍，以及因改革引起的哪些行為可以免責。既鼓勵創新、表揚先進，也允許試錯、寬容失敗，營造“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濃郁氛圍。讓“不想作為、不愿作為、不會作為”的人沒有上升通道，讓“敢創新、敢擔當、敢負責”的改革者脫穎而出。積極釋放見賢思齊、務實創業的指導信號，對心向改革、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的干事創業者，給予推遲退休年齡的褒獎激勵。

四是進一步實施第三方評估和定向督查的常態化、全覆蓋。從跟蹤評估、重點督查、責任認定、問責追究、媒體披露等關鍵環節入手，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發揮社會輿論和第三方評估督查有效制衡作用。將評估督查中發現的會抓工作、執行力強的優秀干部，或工作推進不力的“反面典型”，提供組織人事部門作為選拔任用、獎優汰劣的表現依據，推動評估督查由單向問責向雙向激勵轉變。實施“督查的再督查”，嚴肅執紀、決策修正，對于財政資金已經撥付、條件基本具備但遲遲不開工的項目，不折不扣地及時收回沉睡資金、調減明年預算中的專線轉移支付，倒逼地方政府改革。

五是打通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之間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當前承載頂層設計的領域具有綜合性并形成基層實踐探索的“交集”，必須完善務實高效、調研為先、試點支撐、聯合攻關的改革推進機制。對于標志性、關聯性的改革舉措，建立跨部門上下聯動的工作機制，加強預研預判、對接問題、會審會簽、跟蹤檢查、落地評估、管控風險，消除“中梗阻”，突破“改隔墻”！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內部控制委員會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