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前，浙江臺州天臺山上的瓊臺村，有人開著一輛拖拉機，車上載有上千只動物，有狐貍、浣熊、貂……車上的人說，他們是來放生的。一個星期過去了，這些不速之客差不多死了一半，爛在路上，發出陣陣臭味；活著的，一半則開始進村“禍害”，搞得村子里雞犬不寧。（11月22日《現代金報》）

有時候，善惡隔層紙，放生不當，善會瞬間變為惡。杭州神秘土豪“放生120萬元大閘蟹”事件尚未走遠，臺州“放生一拖拉機野生動物”事件接踵而至，“放生變殺生”，甚至形成了放生利益鏈，讓人類慈悲情懷屢屢變味，令人深思。

盲目放生，對小動物來說是一場災難，對生態環境來說是嚴重隱患，對當地居民來說是無盡麻煩，沒有功德反有罪過。讓放生回歸本義，莫使“放生變殺生”，大道理天天講，媒體和相關部門沒少費口舌，法律法規也有明確規定，放生亂象依舊屢禁不止，根源何在？

一味指責善男信女的無知、功利甚至虛偽并不客觀。無論從喚醒世人的慈悲心來說，還是從保護生態來說，放生習俗都應得到合理、科學的引導，而不是過多的指責。放生亂象頻出，除了善男信女無知等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法律制度不完善，使人們的慈悲心無處安放。

我國在保護森林、農業、河流、漁業、動植物等方面，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但這些法律或門檻過高執行難度大，或過于粗放缺乏具體處罰措施，難以對放生亂象進行有效規范。

拿《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來說，有關放生規定并不適用于個人放生行為，只適用于從國外或外省、自治區、直轄市引進野生動物進行馴養繁殖以及放生的行為。而且，放生單位應當向省、自治區、直轄市林業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指定的科研機構科學論證后，報國務院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權的單位批準。這種粗線條的法律制度看似很嚴，但其實難以真正起作用。

規范個人放生行為亟需修補法律漏洞。制度松了不行，有空白不行，過嚴也不行，所以在修補法律漏洞時要完善細節，使制度充分人性化。比如，若社會有放生需求，應很容易能找到可以提供科學評估、及時指導的部門或機構才行。所以，應鼓勵相關部門、科研機構、公益組織等參與市民的放生行為，并做好放生后野生動物的跟蹤和救助工作。

無論如何，放生和殺生應該是天然矛盾的兩種行為。期待法律制度更加完備、更加人性化，期待相關部門拿出更大更多作為，讓社會的慈悲之心不再變味。（陳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