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讀天下奇書 常新胸中日月

　　毛澤東與他生命中的“二十七個書目”

　　1940年，抗日戰爭正處于戰略相持階段，南洋僑領陳嘉庚輾轉來到延安訪問，他見到那里讀書、學習蔚然成風，聯想到自己在國統區重慶所看到的一派燈紅酒綠，遂感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陳嘉庚的感嘆，揭示了一個深刻的規律：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我們黨引以為豪的優秀傳統和彌足寶貴的歷史經驗。什么時候重視學習、善于學習，什么時候黨的事業就興旺發達；反之，就容易遭受挫折。習近平同志在多個場合都反復強調讀書、學習的重要意義。在中央黨校2009年春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暨專題研討班開學典禮上，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真正把讀書學習當成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工作責任、一種精神追求，自覺做到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積極推動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社會建設。此后，“開展全民閱讀活動”被寫進黨的十八大報告，“倡導全民閱讀，建設書香社會”兩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讀書、學習正在成為這個時代最顯著、最重要的社會風氣。

　　毛澤東同志是我黨歷史上愛讀書、會讀書，并且善于把讀書、薦書作為一種有效工作方法的領導人，他對于讀書、學習的見解可以帶給我們諸多啟發。今年9月9日是毛澤東同志逝世39周年紀念日，我們特約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撰文，與讀者分享毛澤東關于讀書、學習的思考。

　　——編 者

　　（一）讀書要為天下奇

　　毛澤東早年常說：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創奇事。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風云一生，書劍雙修。所謂“劍”者，不單指軍事，還包括對書本的運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實踐的力量。讀書既然是為了磨劍、亮劍，以“創奇事”，當然就不能漫無邊際地閱讀，那樣反倒會稀釋思想和實踐之“劍”的力度。因此，人們總是希望讀好書，讀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領的“奇書”。這樣一來，何為奇書，怎樣擇書之事，便冒了出來。

　　毛澤東是22歲那年遭遇這個問題的。作為師范生，他當時潛心古籍，但汗牛充棟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讀不完。于是，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一封信中開列了77種經、史、子、集書目，直言：“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這是目前知道的毛澤東第一個擇書而讀的舉動。可惜的是，這封信里所開列的77種典籍書目沒有留存下來。事實上，毛澤東早年擇讀的書目大多都沒有保存下來，這是毛澤東研究的一件憾事。

　　毛澤東在投身革命去奮力“創奇事”后，便把讀書、擇書、薦書當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據他留下的文字或當事人的一些記載，可歸納出他閱讀、推薦和編擬的27個書目（名單附后）。這27個書目，少則3種，多則100種以上，涉及上千種書。這當然遠非毛澤東一生閱讀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書達9萬多冊，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他的需要陸續配置的。還有，他當學生時記的《講堂錄》所載老師講授或要求課余閱讀的，1957年一次性索要的十幾種注釋和研究《老子》的書籍，1959年前后為糾正“大躍進”失誤在不少會議上反復推薦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籍，晚年從200多種各類笑話集中選擇的幾十種，等等，都是可以通過考證整理出書目來的，這里均未計入他的擇書之舉。當然，列入這27個書目的，也不能說他都詳細讀過或讀完了，但大部分畢竟是他選擇出來的，對于有“奇書”之效的經典，還詳加批注。專做學問的人，一生讀千種書，也屬不易，何況毛澤東的主要精力還在革命和建設實踐呢？

　　最可“奇”者，不在擇讀之量，而在擇讀的內容和效果。毛澤東的擇讀，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學、馬列和文史。但那些與他的實踐活動關系不大的書籍，他同樣也多有閱讀。他同來訪的法國政治家討論拉普拉斯《宇宙體系論》同康德星云學說的關系，連對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領導干部們讀一讀蘇聯威廉斯寫的《土壤學》，說“從那里面可以弄清楚農作物為什么會增長”。他提出增進農作物產量的“農業八字憲法”，與閱讀此書明顯有關。所謂用書之“奇”，由此可窺一斑。

　　（二）實踐為讀書之旨歸

　　擇書而讀的動力，不外兩端：實踐倒逼和興趣所致。一個是由行而思的激發，一個是由內而外的延伸。與毛澤東有關的27個書目，比較具體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時期自己閱讀和希望人們閱讀的重點，每個重點都折射出他當時集中處理的現實要務或特別感興趣的問題。

　　1920年，毛澤東在上海同準備建黨的陳獨秀建立聯系后，回長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辦股份制書店。賣書他也是有選擇的，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寫了三個售書目錄，申明所列均是“書之重要者”或“比較重要的”，擇書而賣之意盡在其中。

　　列入這三個書目的，多屬譯介的“西學”。大致分兩類：一是西方哲學、政治、科技等；二是馬列主義和介紹蘇俄情況的。這些書在三個書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見毛澤東擇書是有思想傾向的，這個傾向，折射出當時先進分子的思想風景。

　　毛澤東由開列閱讀書目切入的政治實踐，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推動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編書。他親擬編纂計劃和具體書目，編了《國民運動叢書》和《農民問題叢刊》兩個系列。前者涉及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后者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了26種，有《列寧與農民》《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等。

　　從賣書到編書，共同之處是都要先讀書、擇書，不同之處是從被動的擇書到主動的擇書，從泛泛的思想傳播到有針對性的政治宣傳，從推動思想變化到推動實踐變革。毛澤東主持編輯這兩套書，不是為了給書齋里的人群看，而是為動員和教育革命前線的人們，因此不能搞長篇大論。他很了解讀者習慣和宣傳規律，提出每本書不能超過1.2萬字。對一些書應該怎么編纂，要求也很具體。比如，他列了一本《將來之國際大戰》，特別注明：“此為各帝國主義國家武力與蘇俄武力之比較及新式戰備之研究，取材于俄國軍事委員長福龍斯（伏龍芝）之論文。”還有一本《婦女運動解放小史》，他又注明，這本書以德國共產黨人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為藍本。看來，他當時的閱讀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平臺來宣傳共產黨人的主張。

　　如果說毛澤東的閱讀生涯有過苦惱的話，那就是上井岡山后的一段時間里無“奇”書可讀。這種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澤東在漳州一所中學圖書館里挑選出幾擔書運回蘇區，其中有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讀這些書，使毛澤東在風云路上的眾聲喧嘩中，涵養著內功和識見，逐步實現思想升華。1933年，他將《兩種策略》送給彭德懷，附信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就不會犯錯誤。” 不久又向彭推薦《“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毛澤東說這些話，正是他遭受打擊，靠邊賦閑，心里苦楚無人領會的時候。他的實踐創新不被看重，還被戴上了“狹隘經驗論”的帽子，被說成“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與蘇聯留學回來的一些年輕革命家相比，毛澤東當時的馬列理論水平確實有待提高，對蘇聯黨內的理論紛爭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氣的毛澤東，是帶著《國家與革命》和《反杜林論》上路長征的，不少同行者后來都談到他在擔架上讀這兩本書的事情。

　　（三）讀書推動身份跨越

　　到了陜北，毛澤東迎來了閱讀黃金期。他不斷寫信給國統區的同志，要他們購書帶回陜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澤東同時收到兩批書，一批來自上海，是魯迅病中托馮雪峰轉送的；一批來自北平，是一個叫王林的人托人購買帶到陜北的。1965年，毛澤東還在一次談話中說：“最困難的時候，王林同志給我帶來了好些書。”記憶如此之深，可見那時尋書何等急切，真個是如旱望雨。

　　當時毛澤東擇讀的重點是軍事與哲學。他后來回憶，“到陜北，我看了八本軍事書”“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看了克勞塞維茨的，還看了日本的《戰斗綱要》，看了劉伯承同志譯的《聯合兵種》”。1937年10月22日給劉鼎的信中，毛澤東提出：“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初到陜北，集中閱讀軍事書籍，不僅因為制定軍事戰略是全面抗戰爆發前后的第一要務，更在于他下決心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當時擇讀并寫有大量批語的哲學書籍，保存下來的有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人《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等7種。寫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上的批語就有1.2萬字左右，最長的一條有1200字。《哲學選輯》他連讀3遍，分別用黑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作了批畫。批語主要有三類：原著內容提要，對原著觀點的評論發揮，結合中國實際發的議論。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批注的哲學書，遠不止7種。為什么如此集中讀哲學？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談話時徑直道出原因：“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毛澤東發憤研究哲學，根本上還想為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因為只有掌握理論工具，占領思想制高點，才能揭示飽讀馬列的教條主義者為何屢犯“左”傾錯誤。他讀《哲學選輯》寫的批語中，道出一個刻骨銘心的結論：“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那么，什么樣的思想方法才對頭呢？大道至簡，毛澤東把他讀哲學所得，概括為八個字：實事求是，對立統一。

　　作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澤東追求的是掌握“工具”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他擇讀軍事和哲學，并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進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有對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有對抗日戰爭規律的揭示，有對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標舉，有對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析和闡述，接連不斷地向黨內吹來與教條主義迥然相異的思想新風。

　　中國共產黨對領袖的選擇，比較注重理論。隨著一套新的理論話語逐漸為全黨接受，毛澤東也完成了身份跨越：從1935年10月長征到達陜北時的軍事領袖，到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再到1941年開始成為思想領袖。對此，教育家、革命家吳玉章在回憶錄里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這種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不可同日而語。”這種感受，在當時的黨內高層也比較普遍。陳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時1943年11月4日寫的整風筆記也講，他過去只覺得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讀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毛澤東的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可見，結合實際的擇讀和理論創新，在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胡適曾想弄明白毛澤東為何能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他找來毛澤東論著閱讀后，于1951年5月31日給蔣介石的信中說：“盼我公多讀一點近年中共出版的書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于紅軍‘長征’之后，最可看出毛澤東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紅軍的戰略。”這最后一句，多少道出毛澤東“讀奇書、創奇事”的文化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