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良(1900.10-1986.11)，廣東番禺人。擅長中國畫、油畫、美術教育。17歲隨兄東渡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師從畫家藤島武二，轉入“太平洋畫會”師從中村不折先生學習美術。歸國后，任教于上海神州女學。1924年以三十余件油畫作品參加上海東方藝術研究會第一屆畫展。相繼擔任上海師范學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職，同時為郭沫若主編的《創造》雜志畫插圖和封面設計。1925年，“東方藝術研究會”改組為上海藝術大學，任教于該校。1926年赴廣州任教于廣州美術學校、中山大學附中。是年夏參加北伐，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藝術股股長。在上海美專任教之余常欣賞京劇藝術，偏愛畫戲劇人物，并拜師學戲，增加戲劇人物畫創作的生活積累。1937年到昆明任教于國立藝專。1942年在成都舉辦戲曲人物畫展，郭沫若、茅盾等為之題詞稱贊。后任重慶國立藝專教授。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回到杭州。曾任上海中國畫院畫師、浙江美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美協上海分會副主席。1957年與李可染一起赴德意民主共和國友好訪問，萊比錫“伊姆茵采爾”出版公司為他出版畫冊。“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地回春，在上海舉辦《關良回顧展》。

　　不知多少次聽到有人疑問——關良的畫有什么好，像小孩子畫的那樣。這問題很難回答，有的說，許多人說好啊！連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大文學家都為他題畫，說好！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大畫家都與他相互品題贈畫呢！要是國人說的不算，還有，德國人主動為他出畫集并付與豐厚稿酬，中國畫家有這待遇的，僅有齊白石和關良。你敢說不好！有人干脆就說，有名就好，值錢就好！其實，這些說法只說出了畫好的結果，好在哪里還是不甚了了。還是問題本身就給出了答案———好在像孩子畫的那樣。

　　這倒不是像“老萊子娛親”的那種讓人惡心的假孩子，而是對藝術癡迷的赤子之心。可以說，關良的畫是玩出來的。他17歲隨二哥去日本，不學熱門的化工專業，硬是報讀好玩但就業機會渺茫的美術。后來從藤島武二學畫，課余就學小提琴，當然不是為了考級啦，就是貪好玩唄。“三歲定八十”這話一點也不假，關良小時候在南京，愛到“兩廣會館”看京劇，這就注定了他一生玩京劇、畫京劇。不是一般的票友而是拜師學戲，買回髯口、馬鞭、靴子，吊嗓子、擺功架，來真的。這樣畫京劇和拿照相機拍幾張劇照回來畫的，自然是大有區別。要么不玩，玩就玩得精，深入其中，尋根究底是關良的態度。他的油畫受現代派影響，不僅在技法形式上，主要還是在理論和觀念上的。他說：“我們若是認識了現代繪畫的理論與現代精神的話，那時是絕對不會誤解現代藝術，毒罵現代藝術的。一個畫家是要有充分的教養的，尤其是在現在來說，不然他是一個工匠。”這話很溫和地批評了那毒罵現代藝術的大畫家。關良就是這樣一個有教養的好好先生，完全沉醉在藝術世界里，他的畫里表現的，就是他所有教養的總和。 

　　在風雨飄搖，危機四伏的中國社會，將藝術工具化去達到某種目的成了大部分畫家追求的時候，關良的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態度是要受到質疑的。1934年他參加廣州市美展的兩幅油畫就受到批評：《海濱》是悠閑生活的寫照和理想。《母與子》是個人生活的印象，缺少了時代意識，沒有看見路邊的餓殍，沒有聽到帝國主義的炮聲。只是關在與世隔絕的畫室里過著夢幻的生活。我不知道關良有無讀過魯迅致李樺的信，魯迅的意見也并非圣經，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關良的選擇。“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應該表現國民的艱苦，國民的戰斗，這自然并不錯的，但如自己并不在這樣的漩渦中，實在無法表現，假使以意為之，那就決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為藝術。所以我的意見，以為一個藝術家，只要表現他所經驗的就好了，當然，書齋外面是應該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漩渦中，那么，只表現些所見的平常的社會狀態也好。”

　　關良是幸運的，抗戰期間，郭沫若等一批文化人支持他在成都辦京劇人物畫展，賣了畫有錢去考察山勝古跡。20世紀50年代，蘇式美術一派獨大的時候，他卻有機會與李可染帶著水墨畫訪問德國。雖然，“文革”中他也受到沖擊，將自己心血之作用水泡爛沖進廁所里。但比起許多在漩渦中的畫家幸運多了。

　　當藝術不堪功用重負的時候，藝術家就要掙脫羈絆，企圖不受任何束縛，自由地表達，追求藝術的本體。顯然，完全不受任何條件約束的藝術恐怕是沒有的，但是，只要有藝術存在，這種沒有終極目標的追求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如果我們也用孩子的眼光來看畫，相信會離藝術的本質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