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調解一起訴訟案，一名艾滋患者以“平等就醫權受到侵害”狀告某腫瘤醫院，醫院補償原告9.5萬元。2012年底，25歲的天津肺癌患者曉峰（化名）在天津市腫瘤醫院求醫時遭到拒診，無奈之下私改病歷，并在手術前逃避常規檢查，終得以完成手術。（5月4日《新京報》）

　　醫患關系，本質上應是一種相互信任關系，可艾滋病患者求診時頻頻遭遇醫院的“閉門羹”，這勢必加大醫患之間的信任裂痕。艾滋患者曉峰當年為了能做腫瘤手術，無奈隱瞞病情，既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更令醫患信任關系蒙上陰影。如今，經過法庭調解，涉事醫院終以“一般人格權被侵害”的名義，補償原告9.5萬元，這意味著醫院因歧視艾滋患者付出了應有的代價。這場“為平等就醫權而戰”的特殊案例，對當今社會的警示意義自然不容小覷。

　　近年來，艾滋病患者就醫遭拒事件已屢見不鮮。調查顯示，某機構隨機走訪的123位HIV病毒攜帶者中，就有38個“手術難”的案例。其實，無論從平等權，還是從生命權層面上講,艾滋患者都理應得到及時救治，這既是為了減少患者痛苦，增加他們“樂活”的幾率，又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健康人群免受感染。令人錯愕的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具體就曉峰“瞞病求醫”事件而言，曉峰雖有公平求醫權，但醫生亦有知情權。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萬一醫生因救治他而感染艾滋病毒，曉峰既無法逃脫道德與輿論的譴責，亦免不了須承擔民事責任。因此，曉峰之所以甘冒風險“瞞病求醫”，實屬無奈，他無法按正常程序求醫。盡管此前有相關法規明確規定，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他疾病進行治療。遺憾的是，剛性的規定，在現實中卻遭遇軟性執行。曉峰的利己之舉，無疑源于醫療機構的冷漠與歧視。

　　其實，艾滋病毒只有三種傳播途徑，即血液、母嬰和性行為，日常的接觸并不會讓人感染艾滋病毒。但現實中，人們常常“談艾色變”、“防艾過當”甚至“避而遠之”，這不僅包括普通民眾，也包括一些政府部門和醫療專業機構。如果連通曉醫學常識、肩負救死扶傷職責的醫生與醫院，也歧視甚至拒診艾滋患者。這種源自專業機構“談艾色變”的誤導，勢必加重社會對艾滋病的誤解、恐懼和歧視。

　　若不保障艾滋患者的求醫權利，其產生的危害絕不只會加諸患者自身，而可能波及整個社會。因此，讓艾滋病人不再就醫難不能僅僅依靠“醫院覺悟”，更有賴于相關部門出臺配套措施，明確艾滋病人的收治程序，從制度層面提高相關醫生的酬勞，建立相關的風險救助機制，細化拒絕收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罰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