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8年3月擔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的,當時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算是“在職委員”。由于換屆，第十屆政協委員中來自扶貧系統的領導同志幾乎全部離任，作為扶貧系統的“代表”，我常思索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協委員的作用，也因此備感壓力。

　　政協委員要履行職責，一般總會選擇自己比較熟悉的業務領域，這樣才能做到言之有物、言而有據、切中要害。但作為“在職委員”，我最擔心的，是所提意見或提案，經過一番“旅行”，最終又轉到自己手上。所以，在工作中，凡是通過行政程序可以得到解決的問題，我盡量按行政程序和渠道解決，凡是可以或需要借助政協渠道加以推動的事情，我就充分利用政協提案的渠道加以推動。

　　建言獻策要以扎實深厚的調查研究為基礎。這些年，我終始把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作為對自己的基本要求。7年來，下鄉調研，特別是到貧困地區調研考察600多天，先后到過300多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5次上高原，歷時132天，走了61個高原縣。

　　“要致富、先修路”，這是扶貧工作的一句老話，也是千真萬確的真理。這些年，有許許多多的地方，通過修路改善了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到2008年，全國行政村通公路的比重已經達到98%以上，交通條件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但是，比較而言，東部省市的鄉村道路基本硬化，中部還有較大差距，而西部省區則差距更大。特別是自然村一級，從全國來講，通路比重還只有80%左右，不通的地方，基本都在中西部。

　　2008年9月上旬，我和幾位同志到西藏考察。從林芝經波密、八宿到昌都，再往北到類烏齊、丁青、巴青、索縣到那曲，最后返回拉薩，主要是看黑昌（即那曲-昌都）線。我曾經兩次在西藏工作，前后六年，對西藏情況有所了解，2000年以后幾乎每年都去。選擇這條路線是因為其相對偏僻，貧困問題也更突出一些。

　　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各省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民族團結、社會進步、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一路走來，所聞所見，取得的成績令人鼓舞、深感振奮。但與此同時，我也感到，西藏不少地方，與內地的發展差距還相當大，不能不引起高度的注意。

　　“溜索”這種交通方式，已經有千百年的歷史。在西藏以及其他邊遠地方，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熟視無睹。但從扶貧的角度來講，這次考察給我留下了極其強烈的印象。30多年前我曾在昌都地區工作。這次，當我在瀾滄江邊看到一條仍在使用的溜索，感到非常震驚。后來，西藏扶貧辦主任王建同志跟我講，在西藏，這樣的溜索還有84處！涉及的百姓還有4萬多人。這讓我更為震撼。都解放60年了，內地的經濟社會已經發生了那么巨大的變化，青藏鐵路都修通了，但在西藏邊遠的大山深處，人們還在依靠如此原始的方式出行，實在太不應該了！無論如何必須進行溜索改造，并馬上想辦法解決。

　　我把這個想法與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同志進行了交換，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但按職責，這件事地方扶貧部門管不了，因為修橋修路是交通部門的事。但當時的交通部門又認為，自然村一級的路尚未根本解決，溜索幾乎是在完全沒有路的地方，人煙稀少，投資卻很大，一時很難解決。

　　怎么辦？

　　2009年十一屆二次會議期間，我就提交了一份關于解決溜索問題的政協提案，請求交通部等部門給予支持。根據當年扶貧系統的調查，全國包括西藏在內一共有溜索779對，涉及西藏、四川、云南、貴州、甘肅、青海、新疆7省、近900個村莊、30多萬農戶、100多萬農牧民群眾，還真是個不小的數字！經過反復協調，我的提案得到了時任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和時任交通部部長李盛霖及其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大家一致同意，財政支持、扶貧立項、交通部門進行質量把關，從2009年開始，投資2個多億，先從西藏進行試點。經過四年的努力，到2012年年底，西藏的84處溜索已全部改造完畢。可以說，西藏在這7個省當中是率先結束了溜索時代。

　　這期間，中央電視臺又多次反映云南怒江“鄧前堆溜索醫生”的事跡，解決溜索問題的大環境進一步成熟。目前，由交通部門牽頭，扶貧部門和地方政府三方合作，通過移民搬遷和溜索改橋等綜合措施，全面解決邊遠地區溜索問題的專項規劃已經制定并在順利實施。這項工作也得到習近平同志的充分肯定。我相信，到“十二五”期末，我國邊遠山區的群眾，一定可以全部告別原始落后的溜索時代！

　　此后，在貧困群眾危房改造、解決無電地區用電問題等方面，我都提過專門提案，也都得到相關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使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扶貧部門一定要做雪中送炭的事。作為一名政協委員，能夠在相關主管部門的支持下為邊遠貧困地區的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我感到由衷地欣慰。

　　當然，我的提案既涉及類似具體問題，也涉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設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長期歷史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扶貧開發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但迄今為止，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的時候，卻還沒有制定一部相關法律，將扶貧開發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國家的扶貧戰略和政策規劃體系主要是依靠大約十年一次的規劃或綱要加以推動，缺乏穩定性，類似扶貧標準的制定，扶貧工作格局和相關的支持、投入政策，都沒有法律的規范，人為的影響難以排除。

　　出現這種局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務院扶貧辦的機構性質屬于議事協調機構的辦事機構，既無立法權，也無執法權。所以立法工作就難以推動。針對這種情況，2008年十一屆政協一次會議期間，我根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回良玉同志關于要加快扶貧立法的要求，鄭重提出了關于扶貧立法的政協提案，請求國務院法制辦給予支持。我的提案得到時任法制辦主任曹康泰同志積極回應。后來，“加快扶貧立法”正式寫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第四十七條。此后，又有許多全國人大代表為此強烈呼吁。在起草法律初稿的過程中，我主動向時任中編辦主任王東明同志匯報，在立法執法主體問題上得到了他們的認可和支持。隨后，我們正式成立了包括全國人大農委、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務院法制辦、國務院扶貧辦等部門的立法起草小組，法律起草工作就此全面開展起來。目前，扶貧立法已經列入國務院2014年立法計劃，全國人大農委進一步加大了督辦力度，今年已兩次召集有關部門聽取工作進展匯報，協調解決相關問題。相信這部法律的出臺應該為時不太遠了。

　　政協委員履行職責，不能以為提交一份提案就可以解決問題。委員首先自己要積極開展工作，主動地發揮作用。同時呼吁大家共同關注，共同來推動。此外還要有一股韌勁兒，只要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看準了就堅持不懈去爭取，總會有所突破。

　　我現在是第二任期了，由于年齡的原因，也不再擔任國務院扶貧辦主任的職務，但作為政協委員，仍要盡職盡責，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希望。

　　（作者：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