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國創建的前夕，專門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衛隊。這是一支特殊的隊伍，他們年輕、忠誠，忍辱負重，吃苦耐勞，甘當無名英雄，為共和國的初創和保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安全建立了功勛。

　　便衣警衛重心移向中南海

　　大約在1949年的8月，中共中央領袖與中央機關開始向中南海搬遷。毛澤東正式遷移中南海究竟從哪一天開始計算，一直難以找到確切的文字記載。因為從6月15日后，毛澤東工作完畢沒有回香山，而是留住中南海的情況多了起來，因而安全警衛工作的重心，從此逐漸就由香山轉移到中南海了。

　　據當時在北平糾察總隊的李明回憶：“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糾察總隊就先在中南海駐守了半年，后來中央警備團的幾個連接替糾察總隊守衛中南海，便衣保衛隊也派了一個分隊在中南海執行任務，糾察總隊就陸續撤出來了。”

　　那時，北平街面上最多見的就是人力車，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不多，小轎車就更少見了。所以當中共領袖們頻繁在城里活動，小汽車隊一出現，進進出出中南海，就顯得十分搶眼。

　　一些暗藏的國民黨特務早就盯上了中南海。他們一看到路上的小汽車多了起來，就分析可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來了，多次準備進行暗殺活動。特別有一段時間，西單長安大戲院前，有時候晚上停靠的小汽車特別多，由此可以推測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在那里看戲，特務們便蹲守在那里，尋找下手的機會。但由于中央首長身邊的警衛很嚴密，使特務分子根本無法靠近行刺。

　　毛澤東那時也很愛外出看戲。為了保證他的絕對安全，每當他到戲院的時候，有關方面都要在沿途和戲院周圍布置警戒，便衣隊隊員也參與執勤。毛澤東身邊的警衛們，都身著便衣，散坐在戲院里的觀眾席位，每時每刻都提防著意外的發生，而戲院里的其他觀眾很難辨認出他們的真實身份。

　　由于長期生活戰斗在山鄉農村，搬進中南海之后，毛澤東不太習慣這里的生活環境，而且毛澤東還有一個難以忍受的情況，就是感覺非常“不自由”。他出入中南海都得向葉子龍報告，身邊還得帶一大幫警衛隨員。

　　毛澤東在中南海沒住幾天，就有點憋不住了。有一天，他突然對身邊的衛士李家驥說：“小李，咱倆兒去北平郊區走走，怎么樣？”

　　李家驥為難地說：“不能去，會出危險。我擔不了這個責任。”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們不知道。我不相信壞人的耳朵就那么靈，我們馬上就走。”毛澤東想出其不意地“沖出”戒備森嚴的中南海，到郊區走走看看，和老百姓聊聊天。

　　這下子讓李家驥陷入兩難，他既不能違反中南海的警衛規矩，又不好不服從毛澤東的指示，怎么辦呢？

　　遲疑有頃，李家驥無奈地說：“主席，我和您不一樣，我必須執行規定的紀律，不然就要挨領導的批評、處分了。”

　　聽李家驥這么一說，毛澤東也沉默了，繼而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個規定沒有錯，但把我和群眾分隔開不行啊！我見不到群眾就憋得發慌。我是共產黨的主席，人民的領袖，見不到人民還算什么主席、領袖呢？我們共產黨人，各級領導是魚，人民群眾是水，魚離不開水，離開水，魚就渴死了。”

　　過了片刻，毛澤東又感慨地對李家驥說：“唉，我這個主席不如你們好，我沒有自由啊！”

　　違規帶槍進入會場的某部軍長

　　1949年的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紀念日。

　　中共中央決定在北平的先農壇召開慶祝大會，中共中央5位書記都將出席這個紀念大會，毛澤東還將在會上發表題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講話。

　　7月1日那天，奉命負責保衛出席大會中央領導同志安全的便衣隊隊員們，按時來到了先農壇的慶祝會現場，并迅速站到了各自崗位上。慶祝會的主席臺就設在體育場坐西向東的位置，在與會代表大都進入會場后，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也來到了會場。

　　就在這時，擔任會場內警衛的便衣隊隊員接到大會門衛打來一個電話，報告說：某部一位軍長違反規定帶槍進入會場，因不聽勸阻而被門衛下了槍。但那位軍長不服氣，和門衛發生了激烈爭執。

　　此事直接關系大會的安全紀律，便衣隊隊員們立即通過秘書處工作人員向主持大會的周恩來做了報告。周恩來接過電話直接與那位軍長通了話，在詢問他的單位和姓名后，周恩來嚴肅地說：“不準帶武器進入會場是中央的規定，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每個參會同志，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為什么要違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