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工廠打工的27天

　　說起暑期社會實踐，你會想到什么？去公司實習、到社區實踐，還是去鄉村支教？大學生們正在做的可能遠不止于此。這個夏天，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們在一個個小工廠里“實習”，在流水線上完成他們的“實踐”。北京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盧暉臨介紹，大學生暑期下廠實踐源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關注農民工問題的高校老師發起的一項“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該計劃旨在促進與新生代農民工同齡的大學生關心勞動階層，關注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講習、調研、實踐和進廠打工等方式使大學生了解底層現狀，洞察社會現實。在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的工廠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大學生們都有著怎樣的經歷和體驗呢？在大學生的一篇篇文字記錄中，我們看到，大學生們通過近距離體驗農民工的生產生活，傾聽、記錄他們的故事，感受他們的生命歷程，理解農民工在30多年改革中的所承受的發展陣痛，以及在當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和大學生自身肩負的使命。——編者

　　福永，一個美好的名字，蘊意幸福永遠，那里的生活卻沒有名字這般美好。這是一個地處深圳西北部的小鎮，和深圳的大多數小鎮一樣，城區之外就是大片大片的工業區。工廠區和住宅區交錯排列。上班高峰時，步行的、騎車的人們穿著不同顏色，或是襯衫或是T恤的廠服，有時拿著包子饅頭，行色匆匆，朝著不同的方向趕去。

　　福永的白天很安靜，燒烤、麻辣燙、炒河粉、火鍋、大排檔，那些刺鼻的氣味和刺耳重復的吆喝，在此刻都消失了，只留下一地的油污和惡臭，間或踩上翹起的地磚，沉積在地下的污水被彈起，惡心得讓人只想趕快逃離。

　　這里沒有書店，最常見的“雜志”就是婦科醫院派發的“秋云婦科”。我宿舍的墻上貼了好多，反正也是不收錢的嘛。至于這些所謂的婦科醫院，工友告訴我，那都是騙錢的，

　　單調的流水線

　　“剛開始，我用唱歌和思考驅趕無聊，直至覺得唱歌也無聊，最后就什么也不說什么也不想，像一個機器‘撕下—貼上’無限循環了。”

　　為了能夠順利進廠，我自稱是技校畢業，已經工作一年了，想要體會真實的工人的生活和心態，也是想減少和同事之間的差距和隔閡。找工作還算比較順利。因為我們是暑假中間去的，大多數工廠已經招滿暑假工了，找了一上午只有一個電子廠大量招普工。也是因為這個廠不按勞動法結算工資，所以面試什么的也是相當簡單，看過身份證之后就給安排工作了，第二天正式開始上班。

　　這家電子廠生產電視機、平板、視頻機等，1000多人，規模算得上中等。有兩棟6層的廠房和一棟宿舍樓。

　　我的工作是QC，即質量檢測。前面十幾天做著普通員工的活，給底膜貼雙面膠。工作不算困難，拉長也從不催我。我開始特別認真地在貼，不往旁邊看也不坐凳子。不一會兒，我就熟練了，動作越來越快，也做得越來越好。桌上一摞兒底膜貼完了，旁邊的小妹給我又抬來一堆，笑瞇瞇地說，慢慢做，不急不急。我開始怨恨自己為什么要做得那么快，眼下的這些恐怕是做到下班也做不完了。工作是無聊的，無聊來自于一直重復著相同的動作，不需要動腦子，也沒有絲毫的成就感。每天的工作都和昨天沒什么兩樣，即使換一種機型，甚至調整一下工位，那難得的新鮮感也會立馬被機械化的重復沖淡。剛開始，我用唱歌和思考驅趕無聊，直至覺得唱歌也無聊，最后就什么也不說什么也不想，完全像一個機器“撕下—貼上”無限循環了。

　　“高壓”的車間

　　“我們失去了凳子，被迫站著工作，每天11小時，上廁所只能在中間休息的10分鐘內。”

　　同事們，也不能說是“同事”，我常親切地稱呼他們為“孩子們”，則會互相開玩笑、打鬧，大聲地交談，頗有班級的感覺。有幾個壞孩子打打鬧鬧，跑前跑后，也有一些女生安靜地趴在桌上做活兒，像是在完成一道題目，拉長則是我們的班主任———拉長進來后我們才會假模假樣地做起活來。互相的玩笑是解乏的最佳方式，直到車間新來了一個主管———林主管。

　　林主管是絕對的高壓管理，凡是一切有礙于產量和生產的都不被允許。先是為了糾正懶散的工作作風，我們失去了凳子，被迫站著工作，每天11個小時。之后離崗證也被沒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僅被允許在中間休息的10分鐘內去廁所，其余時間不能去。再然后，請假也不被允許了。車間內外張貼了滿滿3頁規章制度和罰款條例。

　　但管理越是嚴苛，工人們越是感覺壓抑，就越是想要反抗。因為沒有凳子，30多人的車間就有五六個老員工相繼離職，既然沒有反抗的能力，他們只能“用腳投票”。當然，這對于工人的代價也是很大的，除了“辭快工”要被廠方扣半月底薪（900元），他們還必須離開熟悉的環境，再次面對不確定和漫長的適應期。相對應的，我離職時，線上的工人已經基本換掉一撥，據說，線上的產量相對于上月下降2/3。管理者和工人的對立，無形中造成了一種低效率。

　　與臭蟲同宿

　　“工友說，剛來時也被咬得很慘，后來臭蟲熟悉了氣味，就不咬了。”

　　剛進廠時就聽室友說有臭蟲，沒過兩天，我們身上都被咬得滿是紅包，胳膊上、腿上、背上，嚴重得身上沒有一塊好皮了，咬過的地方又紅又癢。據一個工友說，他剛來時也被咬得很慘，后來臭蟲熟悉了他的氣味，也就不咬了。旁邊的一個阿姨認同地說道，這是給你們的“見面禮”，讓你們也知道生活不容易啊！

　　雖然話是這樣說，但是這不能是我們“認命”的理由，畢竟宿舍的惡劣環境是廠方造成的———宿舍公共衛生極差，宿舍樓后面的污水溝常年散著臭味，床板是用了很久的木板，有些不是實木，是薄木片壓制而成，為臭蟲安家提供了好條件——而這些問題都是廠方可以且必須解決的。其實之前廠里也給所有宿舍噴過殺蟲劑，不過只是形式化的，隨便噴一點兒，解決不了問題。但只要每月認真噴一次，基本上是能解決的。

　　鄰工位的大姐常常給我看她被咬的紅包，她說宿舍里只有她一個被咬得很嚴重，她不敢也不知道找誰投訴。其實何止臭蟲，宿舍的安全也是很大問題，大姐發工資后，自己留了600元，其余2000元全寄回家里，但沒兩天，那600元就在宿舍被偷了。大姐被盜之后的4天又有失竊，都發生在晚上。與宿舍松散的安全管理相反，宿舍罰款制度卻是難得的嚴厲———沒關電扇，罰款；隨意調換房間，罰款；損壞公物，罰款……

　　工友們也是敢怒不敢言，或者覺得說了也沒用，一個小小的員工憑什么能撼動一個龐大的公司的制度呢？于是很多人選擇與老鄉在外面租房，雖然會舒適一些，但是用在路上的時間，每月在住宿上的花銷，甚至于找房子的勞累，都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麻煩。

　　合法工資靠“斗爭”

　　“大部分工友不敢提加班工資，因為廠里有規矩，他們不知道也不敢想的是廠規不能大于法律。”

　　我在工廠工作27天，進賬3500元，這是大部分工友無法達到的水平。他們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個月，不漏加一個班，頂多只有3000元出頭。我是按勞動法結算工資的，而普通工友不是。當然，這是經過斗爭才獲得的。而對于大部分工友來說，他們不是不知道周末加班工資是20元/小時，但他們之所以忍受12元的時薪，是因為這是廠里的規矩。他們不知道也不敢想的是，廠規畢竟不能大于法律，既然勞動法保護我們工人，給我們雙倍工資，那工廠就不能違反。

　　十七八歲的孩子對于工資是不敏感的，他們花錢隨便，每月也基本攢不了幾百元。但是那些需要養家，特別是男工，壓力就更大一些，對工資也要求更高。我們車間的工資普遍是2700元左右，特殊崗位可能達到3000多元。

　　廠門前有一條步行街，說是如此，其實不過是擺地攤和燒烤的長街，一到晚上便烏煙瘴氣，各處都是高音喇叭，或是推銷或是放著俗氣的音樂———囂張地鉆進你的耳朵，逃也逃不掉———哪里都是廣告，哪里都想要你出錢消費，輕易地就把欲望變成了需要。工友常常感嘆，一出去逛街就忍不住要花錢，還是不出去的好。

　　我們的努力

　　我們除了體驗工廠生活，還試圖做些努力，想要改善工人們的工作環境。通過張貼意見書，表達我們對宿舍環境的不滿，引起了領導的重視，在我們離開之前，公司已經開始換床板，以及噴藥。

　　辭工時，我們不僅不允許公司扣我們的錢，并且用法律據理力爭，爭取到了按勞動法結算工資。公司也貼出告示，下個月將實行勞動法結算。雖然過程很艱辛，但我們讓工友看見，用法律是能夠維護權益、解決問題的。

　　我們在辭工時，向上級領導提出返還凳子和撤銷不合理罰款規定的要求，也在我們走后付諸實施。

　　在有法律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前提下，默默忍受或者無奈辭職不應該是工人僅有的選項。打破這份沉默與無奈，更好地保障勞動者權益，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企業的良心、工人的意識都需要被喚醒。

　　(文/曉宇 作者系華中農業大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