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上海福喜“過期肉”事件引來社會各界密切關注。要確保食品安全，必須從根本上加強制度體系建設、加強監管體系建設和市場經濟的完善。要清醒地認識到，食品安全工作必須調動社會各類主體共治共享，實現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我調節的良性互動。

　　本期“經濟日報 中央電視臺聯席評論”話題——對“福喜事件”不應止于情緒宣泄。

　　連日來，上海福喜“過期肉”事件持續發酵。隨著政府調查深入和媒體披露更多細節，輿論反映也比較復雜：批評政府監管不力者有之，痛斥企業違背誠信者有之，要求法律重典治罪者有之，呼吁社會舉報揭黑者亦有之……由此足見，各界對該事件關注程度之高，及其社會影響之惡劣。

　　但失望也好，激憤也罷，僅止于情緒的宣泄，無法彌合對公眾心理造成的傷害，也無法阻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當我們痛定思痛后必須深入反思：為何在政府高度重視食品安全的情況下，仍有此類惡性事件發生？在我國“食品安全治理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應從哪一環節突破，才能形成政府、市場與社會力量的共治？

　　人們對福喜“過期肉”事件之所以格外關注，一是該企業并非小作坊，而是跨國公司，在華經營20余載，號稱擁有最先進的質量控制體系。二是福喜產業鏈下游，對應著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一眾國際品牌，卻不料這些企業所謂“最嚴格質量標準”近乎形同虛設。三是事件發生于上海，一般認為相對于小城市，大城市食品監管的能力和力度更勝一籌。

　　這些事實表明，制約我國食品安全的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要解決這些問題，不是一次加大處罰、以儆效尤就能解決，而必須從根本上加強制度體系建設、加強監管體系建設和市場經濟的完善。

　　法治是食品安全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只有嚴守法規標準，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才能切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目前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亟待完善修訂。按照國辦印發的《2014年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不僅《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需要修訂，還要制定食品生產經營許可管理辦法、食品標識監督管理辦法、食品添加劑生產監督管理辦法、食源性疾病管理辦法、食品相關產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規規章。特別是，要形成配套性落實細則，明確對地方政府實施問責追究制度，對違法犯罪分子依法給予最嚴厲的民事、刑事處罰，促進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銜接，為“重典治假”建立堅實根基。

　　其次，食品安全是“管”出來的，但首先是“產”出來的。食品安全監管的本質是解決市場失靈，即政府依據規則對生產經營者行為進行引導限制。理想的食品安全治理體系，應讓各方面激勵約束集中到生產經營者行為上。在這一設想中，龍頭企業、品牌企業本應發揮示范作用，并通過市場機制擠壓那些“黑作坊”和不良企業生存空間。但現實卻是，由于市場主體快速發展、產業鏈延伸變化等原因，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尚不能對安全生產起決定性作用。不僅一些小企業敢于無視法規，連大企業也抱有僥幸心理，使市場的自我約束失效。這種生產源頭安全隱患的積聚，加劇了監管部門疲于應付的被動局面。

　　再次，食品監管部門手段落后、能力不足，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實。此次媒體報道中，三個細節值得關注：一是這個公然造假的企業，今年竟被評為“嘉定新城(馬陸鎮)食品安全生產先進單位(A級)”；二是質檢部門前往檢查時，遲遲進不了企業的大門，直到公安機關出面才得以進入；三是及至監管部門對企業負責人進行約談，要求提供經營和問題食品召回情況，對方依然不予正面回復，局面甚至“劍拔弩張”。這些細節至少暴露出：一方面，監管部門此前對福喜的監管是多么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對于企業造假時的隱蔽，監管者的執法手段是多么脆弱。可見，盡快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加強基層執法力量和規范化建設，強化監管技術支撐和信息化水平等，已切切實實迫在眉睫。

　　對福喜“過期肉”事件的調查仍在繼續，公眾期待更多事實真相，并在現有法律法規基礎上，嚴懲肇事企業，以及相關監管者、涉事企業等。只有對造假者“零容忍”，并處以“傾家蕩產”式的嚴罰，才能對那些企圖造假或尚未被發現的企業，和失職官員形成足夠的威懾。但同時，社會也需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食品安全治理遠非一次嚴懲能夠解決。目前的食品生產體系中，任何主體都無法單獨應對廣泛分布的安全風險，必須調動社會各類主體共治共享，實現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我調節的良性互動。當務之急，政府必須從重點領域著手，嚴格監管執法、嚴懲違法犯罪。長遠看，則必須發揮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構建起企業自律、政府監管、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和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