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PPP貫通混合所有制

　　推進PPP機制創新，一定要與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聯系在一起來把握。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最重要的一種邏輯鏈就是，確立“現代國家治理”理念，即明確要按照現代國家要求來治理、發展中國，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治國理念如何具體化？于是有第二個概念——要“構建現代市場體系”，并突破性地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以后，反復探索總結并最終體現在最高層面文件的共識。

　　其中，一個關鍵的表述就是明確表示，要發展“混合所有制”。

　　我們過去有很多爭論，姓“公”姓“私”，“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的問題等，一旦放到“混合所有制”概念面前，則可以大大地淡化“貼標簽”色彩。因為混合所有制其容納力和包容性完全可以是把“國”的、“非國”的、“公”的、“非公”的所有產權，以一個共贏的方式，在現代公司治理框架下實現相互合作，而PPP機制又正好可以貫通于此。

　　一個PPP項目在產權方面沒有硬障礙，它是在一個法治環境下的多產權主體間的契約。最典型的即以SPC（特殊目的的項目公司）的形式來運營PPP項目。其股權都有清晰歸屬，每一份標準化的股權屬于其中的股東，認定以后不會產生法律上無法處置的糾紛（少數糾紛可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在這種可預期的穩定的法治化環境下，大家追求共贏。這樣的一種制度創新，匯入全面深化改革取向的中國現代化過程，其意義一定會超越我們關于籌資運營層面的一般理解。

　　所以，PPP的機制創新決不只是一個融資機制的選擇，也是一個戰略性選擇。

　　在前些年的研究中，我們也特別看重一個問題：認識PPP應從融資方面的需要，提升到管理模式創新的需要。因為只講融資，好像只是為緩解政府資金壓力。實際上，民間資本的加入不只是緩解政府的資金困難，還會在一定層面上有助提升政府管理績效水平，是從融資上升到管理模式創新的一種升級。這個升級再匯入到全面深化改革中，更是一個全局性的客觀需要。

　　作為研究者，我們很關注中國如果沒有全面深化改革會遇到什么潛在危機，尤其是中國會不會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在將近百年時間里，世界上差不多有100個經濟體步入中等發達階段，但是真正跨越這個階段而進入穩定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屈指可數。

　　中國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實現和平發展與崛起，一定要有攻堅克難的全面配套改革。PPP的機制創新，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匹配磨合的一個重要改革事項。

　　所以簡要地說，應把PPP從融資視角提高到管理模式創新，再從管理模式創新提高到全面深化改革配套必備事項這樣一個高度來認識。當然，在現實生活中，還是碰到什么問題就要解決什么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