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么能比顛覆一種既有模式更令人刻骨銘心。2013年以來，一場由互聯網金融帶來的金融服務模式之變，顛覆了人們對于傳統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的認知，也由此贏得了草根金融消費者的心。

　　不過，蓬勃發展的互聯網金融也受到了社會和政府的廣泛和高度關注。有人認為這是金融業一場里程碑式的變革，有人認為個別互聯網平臺只是“作秀”與“忽悠”，也有人提出要靜觀其變，還有人呼吁要對其加強監管。而針對業界普遍關注的互聯網金融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誰來干、如何管等一系列話題，6月21日，包括全國政協委員、民建會員等多位業界人士，在由人民政協報社、民建中央財政金融委員會、民建北京市委員會共同舉辦的“解構互聯網金融”第4期財經智庫沙龍上暢所欲言。

　　如何“名正言順”？

　　符合普通消費者的投融資及理財訴求，同時依托移動終端拉近了與客戶的距離，互聯網金融業憑借這些優勢在短短幾年之內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權威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8月，在獲得許可的250家第三方支付機構中，提供網絡支付服務的有97家，支付機構全年共處理互聯網支付業務153.38億筆，金額總計達到9.22萬億元；截至2013年末，全國范圍內活躍的P2P借貸平臺已超過350家，累計交易額超過600億元；非P2P的網絡小額貸款行業也在不斷發展，截至年末，阿里金融旗下三家小額貸款公司累計發放貸款已達1500億元，累計客戶數超過65萬家，貸款余額超過125億元，整體不良貸款率約為1.12%。

　　與此同時，眾籌融資行業的發展也已開始起步，目前全國約有21家眾籌融資平臺。

　　另外，余額寶等基于互聯網的基金銷售業務飛速發展，截至2013年末，余額寶申購客戶規模已突破4303萬戶，基金存量規模達1853億元，累計申購金額4294億元。

　　但在繁榮背后，互聯網金融卻不得不面對“身份不明”的尷尬。央行日前公開表示，互聯網金融機構業務邊界模糊，比如P2P借貸平臺從事金融業務，但現有法律規則難以明確界定其金融屬性并進行有效規范。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業務活動經常突破現有的監管邊界，進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甚至可能觸及非法集資、非法經營等“底線”。

　　與會人士也表示，由于缺少對行業的定義，互聯網金融概念模糊，一部分人把金融機構的網上服務、網上支付、網上貸款、網上理財、網上擔保、網上眾籌都劃到了互聯網金融范疇；另一部分人卻認為，互聯網金融應當“去傳統”化。而概念模糊也直接帶來了這一行業的“野蠻生長”，而行業健康的發展，首先需要“正名”。

　　何以“關照”實體？

　　無論金融服務變化成怎樣的形態，其初衷依舊是服務實體經濟。今年，互聯網金融與大數據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足以顯示政府對于這一業態發展的關注度。而腳踏實地，互聯網金融要如何做才能真正服務實體經濟？

　　互聯網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有利于中小微企業和“三農”獲得資金扶持。特別是“三農”領域，此前，雖然每一年銀監會都會披露又消除了若干個金融服務空白地區，但農村金融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依舊存在。現在，只要擁有一部可以上網的手機，很多金融業務可以順利地在互聯網金融平臺上完成。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副主席宋海表示，鼓勵互聯網金融健康有序規范地發展，使它能夠更好地助力中小微企業和“三農”這些經濟實體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我們應該通過完善互聯網金融的法律法規和規則，構建多層次的、務實的、開放包容的、符合現代社會或者符合互聯網金融生存和發展的監管體系，加強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強化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管理協調機制等政策措施，維護金融秩序的穩定，促進互聯網金融的健康有序和規范發展。”

　　對于中小微企業主而言，只要擁有可以追溯的信用記錄，通過P2P平臺獲得短期周轉資金的可能性很大。

　　但另一些問題同樣值得關注。首先，互聯網金融產品收益率普遍不低，P2P平臺產品年化收益水平普遍超過7%，部分突破10%，個別甚至超過14%。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是否會抬升企業主和“三農”的融資成本？對此，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辦主任劉光溪表示，互聯網金融帶有典型的基層金融性質，因為需要賦予其普惠性、可獲得性和便利性等特點。

　　其次，在我國，金融服務比較扎堆于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較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金融服務力度明顯偏弱。互聯網金融是否能挑起優化金融配置的重任？在本次沙龍上，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子學會秘書長徐曉蘭提議，應該鼓勵、扶持互聯網金融既有金融體系尚未覆蓋的薄弱環節。“我們提到要東資西引，就是要撮合中西部增量的商業機會與東部的閑置資金有效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