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頭盔”回到臺灣

　　1999年12月的一個凌晨，臺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龍應臺坐在臺北市議會的大廳一隅，看著細細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響，感到全身徹骨的寒意。

　　“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點鐘，龍應臺站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對面站著的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通紅，大聲問道。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龍應臺一下子變得很感性。拋開預算、項目、艱深的學術定義，在連著數月的質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緒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么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講這番話時，龍應臺的腦袋仍是半暈眩狀態。當天接連十幾小時的質詢，議員發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響。

　　走下質詢臺，她抬眼看著窗外，臺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憶時，龍應臺坦言，那是她做臺北文化局長時最難忘的場景之一。那時的她，一天花15個小時處理政務，被外界形容是“掙扎在臺灣官場”。一度被議員質疑“不是臺灣人”時，龍應臺曾憤怒地高舉著右手大喊“我抗議！”在極度的壓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電話給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求救。但無論受到怎樣的捶打，龍應臺還是學不會打躬作揖的規則。“如果是作家龍應臺，早就拂袖而去了！”說到激動，她握著拳頭。

　　2003年，卸任臺北文化局長后，龍應臺去大學教書，像逃一樣地回到了學術的樂土。后來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除了寫字和教書，偶爾會和兒子坐在家里的陽臺上，端杯酒，看著傍晚的大海，說說話。另一個海島上曾經歷的那幾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龍應臺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繼《野火集》后再掀兩岸閱讀風潮。

　　五年后，這本書仍擺在臺灣各大書店暢銷書榜的前列時，龍應臺卻在為即將參加的“立法院”質詢胃痛，仿佛多年前臺北市議會經歷的那一幕又回來了。她要去做臺灣“文化部長”任職兩周年的施政報告。

　　“為了做一個應對質詢的報告，我的同仁忙得雞飛狗跳。可能對面的人動一動小指頭，我們這邊的公務員，就要忙得跟狗一樣。”龍應臺忍不住表達“委屈”。

　　對于委屈，龍應臺是有準備的。“人生有些決定就在一剎那。”2012年，回臺灣接掌“文化部”，任臺灣首位“文化部長”時，龍應臺沒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歲。“如果再晚4年，我不會干。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這是最后一次。”

　　一個龍應臺，兩千多人的“文化部”，千頭萬緒。

　　非議不少，期待也不少。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曾說，“馬英九強調文化，龍應臺是值得期待的人選。”而包括云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著正面的期許。“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成員之一的張鐵志指出，龍應臺當“文化部長”是好事，這體現了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為。但同時，作為一個關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團體，“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也會持續檢驗龍應臺的施政表現。

　　龍應臺說，當時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馬上出成果”。

　　于是龍應臺告別了在香港沙灣徑25號“閑云野鶴”的7年，“帶著頭盔”回到了臺灣，如打地樁一樣地從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