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一些研究認為，李鴻章在晚清最高決策層中，是極少數富有“預見性”的官僚之一。他曾說：“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奏準設立的福州船政局，應“是中國海軍萌芽之始”。他創辦北洋水師，是因為“日本國小民貧，虛驕喜事。長崎距中國口岸不過三四日程，揆諸遠交近攻之義，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諸國。今之所以謀創水師，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的確，李鴻章是晚清重臣，“獨立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人當其沖……近世所未有也”。但這無法改變一般人對于李鴻章作為中日甲午戰敗主要責任者和《馬關條約》簽訂者的記憶。

　　其實，在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的“富有預見性”也隨處可見。早在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的談判期間，李鴻章就堅持在條規中列上“所屬邦土不可侵越”的條文，以隱指日本應“為朝鮮等國預留地步”。他還對來華朝賀同治皇帝“大婚親政”的日本外務卿說，日本“若用武強逼斷無能相和好之論”。

　　問題是這一切對于正在崛起且野心勃勃的日本來說都是耳旁風。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前來中國談判所謂“朝鮮問題”。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談判的焦點是中日撤軍問題。

　　李鴻章力主中國有保護朝鮮的義務和單獨派兵援助朝鮮的權利，可伊藤博文詭辯說兩國都有共同的派兵權，導致談判進入膠著狀態。最后，李鴻章奏準清廷作出了妥協，表示“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

　　李鴻章對條約的簽訂極為樂觀，以為當“西國侵奪朝鮮土地”時，中日“可會商派兵，互相援助”。不過，李鴻章又頗有“預見性”地說：“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朝鮮政府向清廷求援。當中國軍隊剛剛踏上朝鮮的土地，早已急不可待的日本立即派兵直驅漢城，短短的十幾天，日軍由800人增至8000人，而且盡占朝鮮的險要之地，其吞并朝鮮、染指中國的野心，已是眾目昭彰。對此，清廷出兵朝鮮僅有1500人。日本卻“著著占先”，清廷則“面面受制”。

　　到7月25日，日軍在朝鮮豐島對中國海軍發起突然襲擊。次日，李鴻章還復電清廷說：“倭先開戰，自應布告各國，俾眾皆知釁非自我開。”并提出清廷駐日公使“應撤回，倭駐京及各口領事應諷令自去。倭土貨多賴華銷，應檄行各關暫停日本通商”。

　　清廷采納了他的建議，并于8月1日頒布宣戰上諭。日本是周密籌劃，主動進攻，而清廷全無精神準備，完全是倉促應戰，被動防御。清廷把防御的重點放在平壤和奉天，而獨獨忽略了黃海、渤海的防衛。日本海軍十分狡猾，采取聲東擊西的戰術，不時地竄到威海、旅順等處“施放空炮，旋即遠飏”。李鴻章卻認為，中國海軍“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有余”，故不與日本海軍“拼擊”，“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那么日本“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

　　這種放棄制海權，消極防御的方針，一開始就將北洋海軍引進死胡同。正是消極防御的方針，使得北洋水師的一些將領專門敷衍差事。當得知“倭兵之隊來華，頭隊指黃海”的消息時，李鴻章令定遠、鎮遠等艦“出巡威灣旅一帶”，但艦隊雖然“出巡”，卻從旅順駛向威海。在這“出巡”的十天中，日艦已將陸軍護送至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李鴻章又令艦隊駛往旅順灣，艦隊又故伎重演，由威海駛入旅順，并泊錨不動。日軍進逼金州，旅順防務岌岌可危，可艦隊卻逃離旅順，返回威海。

　　1895年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李鴻章被彈劾，并被“拔三眼花翎，褫黃馬褂”。日本的鐵蹄已逼近奉天“根本重地”，清廷無以對策，只得“遣使議和”。光緒諭令李鴻章“作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定和約”，并賞還翎頂、黃馬褂。

　　李鴻章“預見”到自己使命的不合時宜，他說：“戰絀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所以，凡是中日談判的重大問題，他從不“擅作主張”，而是函電交馳，隨時奏報，最后由清廷定奪決定。

　　1895年3月20日，他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春帆樓談判。他就中日和談作了長篇談話，其要點有三，首先贊揚日本“近年改革事業的成就”；然后，他說“日本促成中國發奮圖強，幫助其將來之進步，可謂得益非常巨大”；最后，他呼吁“中日同盟”，理由是“中日兩國為東亞兩大帝國，日本有不弱于歐洲各國之學術知識，中國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兩國將來能相互合作，則對抗歐洲列強亦非至難之事”。

　　但在伊藤博文的強勢恫嚇下，李鴻章已是“力竭計窮”。4月17日，在奏準清廷后，他與伊藤博文簽署割地賠款、承認朝鮮獨立的《馬關條約》。李鴻章此前的“預見”再次言中，失去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貴冠，本是“一路扶搖”的仕途，頓時墜入沉底，以致哀嘆說：“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