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清政府與市場邊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僅是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也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新一屆政府創新宏觀調控的關鍵。

　　一直以來，我國政府轉型滯后于經濟轉型。政府權力大，政府與市場邊界模糊，制約了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發揮。十八大三中全會重新劃定了市場和政府的邊界，明確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可以說，這不僅僅是市場準入方式的改革，更是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一次根本性變革。

　　當前，新一屆政府職能轉變的總開關正在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治理”，推動負面清單制度和權力清單制度走進中國，逐步轉變政府職能為“以準入后監督為主，準入前負面清單方式許可管理為輔”，使簡政放權的一舉一動和實際效果都被置于“顯微鏡”之下。

　　政府自身的改革給經濟轉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留下了巨大空間。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新一屆政府推動統一準入制度，放松外國資本準入，將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將外商投資企業合同章程審批改為備案管理；清除市場壁壘，進一步激發民間投資市場活力。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服務業、基礎產業等領域，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取消投資者資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范圍限制等限制準入措施，營造有利于各類投資者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2013年10月，以上海自貿區為試點，展開全面市場化改革。2013年的負面清單將國民經濟的18個門類劃分為89個大類、419個中類、1069個小類，小類的190個屬于“負面清單”，占全部小類的17.8%，意味著其他小類都可以“進入”。截至目前，國務院已經先后分五批取消、下放398項行政審批事項，激發市場的活力和增長動力。過去一年，全國新注冊企業增長27.6%，民間投資比重上升到63%，以簡政放權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

　　今年以來，負面清單制度由外及內，不斷向更廣泛的經濟領域蔓延。目前，工信部、央行已明確表示在行業市場準入和金融監管方面引入負面清單制度。而多個省市也明確提出，要借鑒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進一步簡政放權，加快政府流程再造。與此同時，為理清政府權力邊界，建立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顯然也是必要之舉。2013年以來，權力清單制度改革加快推進，其速度之快、透明度之高，大大超出預期。

　　當然，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明晰“權力清單”并不是簡單地“減責任、放責任”，而是在放開看不見的手的同時，如何更好地用好看不見的手，在構建有效市場的同時也打造有為政府。一是不斷創新完善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體系，提高應對經濟風險的能力。二是提供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消除資源配置扭曲。比如打破行政和資源壟斷，加大產權保護和知識保護力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政府向公共服務主體回歸。集中力量做好環境保護、社會保障、公共設施等公共服務，這就要求政府職能轉變還須在政府責任、分工體制、財政體制以及公共服務體制建設等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真正實現以“制度紅利”替代“政策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