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工作蠻有干頭

　　陳伯懷

　　1993年5月21日，我剛從課堂上回到辦公室，浙江省紹興五中校長沈秀娟拿著一張當日的《紹興日報》，興沖沖地跑進辦公室，口里喊著“好消息，好消息！”老師們都圍攏過去，爭相問：“什么好消息？”沈校長一臉興奮：“陳伯懷老師當選為市政協委員啦！”正是從這天開始，我與政協緊緊聯系在一起。從1993年擔任第三屆紹興市政協委員開始，先后擔任第四屆市政協常委，第五、六、七屆市政協副主席，第八、九、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整整20年。

　　記得那年的紹興市兩會開幕式當天，會場內外彩旗招展，鼓樂齊鳴，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時心里又有點忐忑不安，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警語：你憑什么坐在這個位置上。說老實話，那時我對政協的性質、任務，委員的權利和義務還知之甚少，不知道自己應干點什么，怎么干。于是我像聽話的學生認真參加了7天會議。

　　我所在的教育界共有35名委員，有德高望重的陳祖楠等一大批教育界領導和前輩。他們的博學睿智、對世事的洞達，鞭辟入里的發言，令我自慚形穢，界別組討論時，我只有洗耳恭聽的份。以后一次次會議、一個個報告和委員的發言以及視察、調研、考察等，慢慢地信息量增加了，視野開闊了，給我注入思想的活力。當教師、學校領導乃至教育局領導，都是站在教育的角度看教育，難以走出傳統思維。當了政協委員，是跳出教育看教育，把審視的目光投向現實的土壤，逼迫你去思考、去探索。

　　政協委員的本職工作和委員履職難免會產生沖突，很多委員擔心顧了政協工作會影響了本職。有兩件事使我不僅消除這種擔憂，而且覺得政協工作蠻有干頭。

　　一件是上世紀末，當時市少年宮是市區唯一一處少兒校外活動場所，占地不到5畝，卻承擔著5萬多名少兒的校外活動任務，少年宮不堪重負。根據這一現狀，我受民進市委會委托開展調研。那時我在市教育局分管基礎教育，工作繁雜，有人勸我：自己的這塊工作這么忙，何必呢？我因受黨派委托，恐卻之不恭。經過認真調研，我在市政協全會期間的黨派聯席會議上作了《關于市少年宮易地建設的緊急呼吁》的發言，在場的市政府主要領導聽了我的發言后當場責成相關部門開展調查，并于次年立項規劃。其后，我又向有關部門積極建議新館要革新文化、藝術培訓老套路，按培養少兒動手能力的模式來建設。新館建成后，不僅緩解了青少年校外活動之困，還成為全省素質教育的品牌。

　　另外一件事，本世紀初，我連續兩年在政府工作報告意見征詢會和全會期間的發言中呼吁建設學習型城市，紹興市委于2004年專門發文開展學習型城市創建，并召開全市大會進行動員部署。這兩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政協這個大平臺能做成個人以及部門做不成的事，如果能充分利用這個平臺，促進本職工作，豈不兩全其美。于是以后我注意將工作遇到的問題，諸如《教師法》貫徹實施、教育投入、住宅小區教育配套、素質教育、學生心理健康、農村教育、教師編制、職業教育、幼兒教育等，通過黨派團體和個人發言、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進行反映和呼吁，不少意見建議已轉化為政府行為。所以作為政協委員，雖然做政協的事情需要時間和精力，但如能善借巧力，于事業、個人都不無裨益。

　　回首我參加政協工作的20年，從認識自我開始，打開思維的空間，慢慢歸于沉穩。對政協，我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