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金額億元以上，必死無疑？

　　2000年之后，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高官只有5名：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國家食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因貪污受賄的經濟犯罪被處以極刑；河南省原副省長呂德彬因買兇殺妻的暴力犯罪被執行死刑。

　　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認為，“目前的總體趨勢是，一般沒帶命案、貪腐行為沒有涉及到重大的民生工程如醫療衛生等直接危害人們重大人身安全的，不判死刑立即執行。”

　　但那些貪腐數額遠遠超出社會容忍底線的貪官也被判處了極刑。

　　2008年，受賄1.0857億元的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2009年，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總經理、董事長李培英被以受賄罪和貪污罪判處死刑和死緩，其中受賄2661萬余元，貪污8250萬元，兩罪并罰，執行死刑；2011年，受賄1.45億余元、貪污5300萬余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2011年7月19日上午，姜人杰與許邁永被同時執行死刑。這一信號在當時也被許多人理解為貪腐億元以上的必死無疑。

　　當然也有例外。2009年，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受賄案的涉案金額高達1.9573億余元，最后被判處死緩。法院認為，鑒于其有自首情節，且認罪悔罪態度良好，并檢舉他人犯罪線索，故從輕判處死緩。

　　從寬判罰的考慮因素：坦白、認罪、悔罪、自首和立功等

　　當然，要不要判死刑，是判無期還是判有期徒刑，絕不僅僅看受賄的金額。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同時規定，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發生的，可以從寬處理。這意味著司法機關對貪腐犯罪定罪量刑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近年來，在司法實踐中，受賄數額已不是認定受賄罪情節是否特別嚴重的唯一因素。因為此類犯罪情節差別很大，單純考慮數額，難以全面反映具體個案的社會危害性。自首、立功、坦白、悔罪、積極退贓等情節，也成為確定受賄罪是否特別嚴重、是否適用死刑及是否必須立即執行的重要考量因素。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同一時間段落馬和審判并且受賄金額相差無幾的王素毅（受賄1073萬余元）和李達球（受賄1095萬元），一個被判處無期徒刑，另一個則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從兩人的判決書看，兩人認罪態度都較好，都有坦白情節，退贓都很積極，唯一不同的是，李達球多了一個立功表現，檢舉他人犯罪線索后經查證屬實，被認定為立功。

　　而無論是自首還是立功，都是法院裁量刑罰時應予考慮的法定從輕、減輕情節。

　　從《中國經濟周刊》梳理的被判處死緩的貪腐高官案例看，坦白、認罪、悔罪、自首和立功等從寬處罰的情節，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

　　于是，為了獲得從寬處罰，有些落馬官員也是“蠻拼”的。

　　最典型的如劉鐵男，在整個庭審中，劉鐵男對檢方的多項指控均未持異議，并多次強調，“此起犯罪是我主動坦白交代的。”在庭審時，劉鐵男提出：在紀委立案審查的時候，為了戴罪立功，他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寫了如何反腐的建議材料，主要內容是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提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審批權應當大量下放到市場，從源頭上解決政府不該管的一些事。在最后的自辯環節，他痛哭流涕地懺悔。

　　法院在判決中適用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立功之規定，認定了劉鐵男的立功表現。加上坦白、認罪、悔罪、積極退贓，受賄金額高達3558萬余元的劉鐵男獲得了從寬的無期徒刑。而其他受賄3000萬元以上的官員幾乎都被判處死緩。

　　這也就不難回答昆明鐵路局原局長聞清良的問題了：類似劉鐵男受賄3000多萬元判無期是因為好的態度和積極的立功表現；而他若無任何的從寬情節，貪腐2000余萬，被判死緩亦不足為奇。

　　坦白、認罪、悔罪、積極退贓這是爭取從寬的基本態度，很多官員都能做到，但爭取立功并不容易。

　　在過往的案例中，官員爭取立功大多像李達球那樣表現在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最典型的如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揭發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有重大立功表現，可依法減輕處罰。又如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云南省原省長李嘉廷、遼寧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均有檢舉他人違法違紀線索的立功表現。

　　相反，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則因其頑劣抵抗、毫無悔罪表現且阻撓司法部門對其查處，被判處了死刑，立即執行。

　　周永康、徐才厚會被怎么判？

　　收受巨額賄賂的周永康及收受賄賂數額特別巨大的徐才厚會被判死刑嗎？

　　中紀委的通報稱，周永康利用職務便利為多人謀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過家人收受巨額賄賂；濫用職權幫助親屬、情婦、朋友從事經營活動獲取巨額利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泄露黨和國家機密；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本人及親屬收受他人大量財物；與多名女性通奸并進行權色、錢色交易。調查中還發現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線索。周永康的所作所為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影響極其惡劣。

　　貪腐犯罪的死刑、死緩一般只適用于“數額特別巨大”，且“情節特別嚴重”的確屬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有專家分析認為，目前，“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線索”所涉罪行尚未可知，但僅就“利用職務便利為多人謀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過家人收受巨額賄賂”、“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影響極其惡劣”看，若其收受的巨額賄賂達到“數額特別巨大”，且“情節特別嚴重”的確屬罪行極其嚴重，則很有可能面臨死刑或死緩判決。

　　2014年10月，軍事檢察機關負責人就徐才厚涉嫌受賄犯罪案件回答記者問稱，徐才厚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升職務提供幫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賄賂，數額特別巨大；利用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賄賂，數額特別巨大。

　　官方消息未透露涉案具體金額，但通稿中出現兩次“數額特別巨大”。從目前的貪腐案例看，涉案金額數額特別巨大的官員，至少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

　　當然，貪腐金額并非量刑的唯一考量因素。據軍事檢察機關負責人稱，徐對“對受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也就是說，徐才厚在偵查階段已經認罪了。至于徐才厚是否還有坦白、自首、積極退贓以及立功等從寬情節，又或者是相反，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徐才厚的刑罰。(記者郭芳 董顯蘋|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