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者說

　　“一俊遮百丑”是自欺欺人

　　作為辦案者，每查辦一個大案要案，我們更多的不是工作完成之后的欣慰，而是扼腕嘆息。

　　金建平走上違紀違法道路，尤其令我們感慨。作為天津建設系統曾經最年輕的局級領導干部之一，作為曾經創造過“陜氣進津”等天津燃氣行業“八項之最”殊榮的代表性人物，金建平本應帶領燃氣集團做好市場、搞好管理、服務社會，但是，他卻無視黨紀國法，利用手中權力和資源謀取私利，虛構合同，大肆貪污、受賄，侵害國家及企業利益，嚴重損害了黨員領導干部形象，造成惡劣影響。

　　金建平走上違紀違法道路的原因很多。主觀上集中表現為他信念動搖、心理失衡、貪圖享受、逃避監督。他重業務輕品行，放松思想改造。認為只要搞好了業務工作，保障了安全不出事故，就能“一俊遮百丑”。正是在這種理念下，他在思想上不斷松懈和麻痹自己，心理上不斷原諒自己的丑行和為自己壯膽，最后越陷越深，覆水難收。

　　金建平的“淪陷”，監督的缺位是一個重要原因。對他而言，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他的貪腐行為沒有被及時發現，使他心存僥幸，自認為作案手段隱蔽，接二連三地虛構合同，貪污公款。

　　金建平案是一起典型的國企領導人員貪腐案。它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一方面，國企領導人員要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自覺抵制各種不正之風的侵蝕，調整心態、擺正位置、清正廉潔、無私奉獻。另一方面，必須重視對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監督，不僅要壓擔子、要成果，更要加強教育、管理、交流和監督。(天紀)

　　懺悔錄

　　悔恨使我的心靈無法平靜

　　每次提起筆來，回想自己成長的歷程和組織三十多年的培養與信任，每寫一個字都挖心割肉般難受。自己所犯罪行之嚴重，給黨組織造成的影響之惡劣，是用文字和語言無法表達的。對自己所犯罪行的悔恨，對組織的愧疚，使我的心靈無法平靜，我必須真心向組織懺悔，求得組織的寬恕與諒解。

　　我1959年4月出生在天津農村一個教師家庭中，全家總共六口人，因為母親沒有工作，生活的來源只能靠父親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生活十分艱難。當時因為每月口糧不夠吃，除了每月提前借糧外，還要在糧食中摻些豆腐渣勉強度日。記得小時候由于經濟困難，春節沒有穿過新衣服，母親用舊衣服洗洗染染就算過年了。

　　1978年，國家為我提供了改變命運的機會，我幸運地通過高考，進入天津大學建筑分校讀書。我是靠國家提供的助學金和全家人節衣縮食才讀完大學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黨和國家為我這個窮孩子的成長搭起了天梯。如果自己能夠常常想想這些，永遠地記住我從哪里來，我是誰，就不會忘本，就能保持清醒頭腦，常懷感恩之心，也就不會有今天的下場。這一點對我來說，認識得太晚了。

　　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除了上述認識外，自己以為還有以下主要原因：

　　一是單純重視業務，不注重日常的學習和自覺的思想改造。這些年盡管也以不同形式參加學習，但是從心里沒有真正學進去，有時也只是走形式、擺樣子，從而造成思想空虛，消極腐敗思想乘虛而入。自己總覺得只要把集團業務干好了，事業穩定發展，就能一俊遮百丑。這是十分錯誤的，是自己不能在犯罪道路上及時警醒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驕傲自滿，過度看重自己在事業發展中的貢獻。應該說，這些年燃氣事業確實實現了快速發展，但這是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社會進步發展和集團萬名職工共同奮斗的結果，自己只是一名參與者。但是自己卻放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總覺得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再加上這些年與央企、港澳企業接觸，覺得付出的差不多，收入卻十分懸殊，產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這也是自己走向犯罪的原因之一。

　　三是規避廉政和法制教育。這些年，自己很少學習廉政方面的黨紀黨規，對法制的觀念也十分淡薄，沒有真正做到學法、懂法、用法。對發生的腐敗案件也很少重視，總覺得那是別人的事。如果自己能以他們為鏡，把組織的提醒真正重視起來，改邪歸正，懸崖勒馬，也不會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四是從客觀上說，要切實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把權力關進籠子。通過加強制度建設，使一把手的權力在正確的程序中行使。另外，切實搞好重要崗位領導干部的定期交流，防止人熟、事熟，個人的行為得不到有效約束，造成濫用職權。

　　總而言之，我所犯錯誤和罪行是嚴重的，我誠心認罪，接受組織和法律的嚴懲。(摘自金建平懺悔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