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安局長

　　公安局長的“白與黑”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

　　風險點：較之于其他部門，公安機關擁有廣泛的權力，其管理及職責范圍涵蓋行政執(zhí)法及刑事司法兩方面。

　　1. 社會關系網復雜，誘惑重重；

　　2. 流血犧牲，人命關天；

　　3. 壓力巨大，危險重重；

　　4. 一言九鼎，監(jiān)督薄弱。

　　近幾年來，不斷曝出的黑幕讓一些公安局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去年7月20日，中紀委官網公布：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市公安局長武長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專利在天津交通領域牟取不正當利益。據悉，武長順擔任交通管理局長11年，擔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11年，發(fā)明的34項專利與智能交通等領域相關，而掌握其專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經營范圍也與其管理領域多有重合。專家分析，這種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購過程中及對專利人的獎勵環(huán)節(jié)存在利益交換。

　　據此前媒體消息，原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曾發(fā)明多達150項專利。

　　此外，湖南耒陽公安局原局長肖強，河南南召公安局原局長李平，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亮……一個個公安局長相繼落馬。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1％的受調查者認同公安局長崗位風險高，位排第三。

　　這些落馬的公安局長，如果把他們的履歷翻到十年以前，很多都是“根正苗紅”的“優(yōu)秀干警”、“明星警察”，有的甚至是“明星局長”，著名“打黑局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有的公安局長落馬竟然是打黑打到自己。7年前，湖南耒陽明星公安局長肖強榮膺“打黑英雄”稱號，獲取榮譽無數；7年后，他被自己發(fā)動的打黑風暴席卷，鋃鐺入獄；2000年9月19日，文強活捉中國頭號悍匪張君，聲名遠揚，10年后，文強在重慶打黑中為自己的官場生涯畫上句號。

　　有人說，公安局長本來就是在染缸邊沿行走，每天與各種刑事犯罪、違法行為、地痞流氓、黑社會打交道，容易墜入染缸。公安局長雖然是“白道兒”的人，但是管的是“黑道兒”的事，在這個各取所需的社會里，如果無視黨紀國法，背離正確的價值觀，公權就會與黑社會結合，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后果極其惡劣。“黑老大”或直接繳納“保護費”；或讓“保護傘”在其長期盤踞的行業(yè)、企業(yè)入股分紅，甚至直接成為幕后老板。各種不當得利就此通過“黑老大”們的巧取豪奪，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保護傘”手中。同時，“保護傘”使他們繼續(xù)逍遙法外。金錢和利益就像一塊磁性很強的磁鐵，公安局長時時刻刻都要使出渾身解數，防止被吸住，在“黑”與“白”之間搏斗。

　　為什么這些落馬公安局長行走在“白與黑”之間？有人說，當上局長以后，接觸的世界不一樣了，于是耐不住公務人員依靠工資的簡樸生活，在一些“富人”面前內心失衡。

　　在中國政法行政體系中，公安局長們大都身兼要職，要么是市委（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要么是副市長（副縣長），位高權重。如果公安局長再兼職政法委書記，權力的觸角還能伸進法院、檢察院。公安局長一旦偏離了應有的執(zhí)政理念，濫用職權，危害比一般干部要大得多。

　　五、 組織部長

　　“官中之官”的困境

　　崗位風險系數：四星半

　　風險點：組織部長，掌握著官場中最為人看重的權力，處在最為敏感的地位。

　　1. 地位微妙，高度敏感；

　　2. 官場內外，層層壓力；

　　3. 制度缺陷，考驗最大。

　　在很多人眼里，組織部長是“管官的官”，是“官中之官”，上可以直接擔任黨的書記或者行政主官，下可以“號令百官，莫敢不從”。組織部掌握著最為重要的選人用人的權力，處在“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地位。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47％的受調查者認同組織部長的崗位風險高，位排第五。

　　組織人事權的強大吸引力

　　權力越大，關注的人就越多，需要處理的關系就越復雜，工作的難度就越大，面臨的各種誘惑也更多。對上要向黨委負責，協助書記選好人才。對下要同各個部門的領導人協調好關系，了解掌握各級各部門官員的基本情況，為用人決策提供參考。對外，組織部是經受“糖衣炮彈”攻擊最多的部門，不僅要抵制來自公共權力體系外的考驗，更重要的是要面對體系內部“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的侵擾。

　　這種侵蝕無孔不入，有時簡直難以抵擋。在巨大的利益，有時甚至是親情的攻勢下，意志不堅者腐化墮落，正直清廉者不勝其擾。前者如韓桂芝之流，利用職務之便，賣官鬻爵。從擔任組織部副部長起，十年間先后為63人或其親屬在職務晉升、職務調整等方面謀取利益，以權換錢，受賄金額高達700余萬元。后者像組織部長中的“老實官”，在工作中不得不時時小心，事事提防。

　　筆者采訪的幾位在基層工作的組織部長感嘆“組織工作很難做，組織部長不好當。”一位組織部長甚至告訴記者，過年的時候不敢回家，躲在縣中學的教室里。老朋友想來看看他，經過家人的層層通報才在簡陋的校舍里見了一面。他說“送禮的送卡的實在太多了，招架不住啊。”由此可見，當好組織部長之難。

　　選不好干部是失職，更大的考驗是腐敗的侵襲，稍有不慎，就可能觸犯國法。公共權力系統是一個巨大的“磁場”，而組織人事權在這個磁場里具有最強大的吸引力，那些落馬官員，都是掉進這個權力的漩渦，無法自拔，最終身敗名裂的。韓桂芝，1996年擔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涉及“新中國以來最大賣官案”，被判處死緩。徐國建，在擔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及鹽城市委書記期間，收受賄賂640余萬元，死緩。段義和，1976年齊河縣委組織部干事，1990年省委組織部處長。1998年濟南市委組織部長，2007年7月制造驚世駭俗的“濟南汽車爆炸案”炸死情婦，2007年9月伏法。曾經的前呼后擁，曾經的一言九鼎，在宣判的那一刻都成為遙遠的迷夢，炙手可熱的權力在那一刻化為冰涼的手銬。個中滋味，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難以抵擋的誘惑

　　我們現在的體制還存在漏洞，違法違規(guī)的事有時比較隱蔽難以查處。可就是這一兩次的伸手，很可能就成為腐敗的開端。有許多人在組織部長的位子上，沒有把握住自己，滑入犯罪的深淵。家人的請托、朋友的介紹、甚至是僥幸心理使得他們走上幫人升官，替己斂財的邪路。

　　一個好制度可以造就一批好官員，一項不完善的制度，使得不少好官員“疲于奔命”，很多庸官貪官“飛黃騰達”。有時我們的制度規(guī)定是好的，可是恰恰執(zhí)行人員在執(zhí)行過程中“把經念歪了”，使制度空轉。 任命一個干部一般要經過下面的程序：某個位置出現空缺后，由“相關方面”提名，然后進行組織考核。可是，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這些程序被大大簡化。

　　安徽的周光全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作為市委書記，上述的組織程序在他那里簡化為“買官者送錢——周光全授意——組織部考察——周光全在市委常委會上任命”。在這里組織部就成為了執(zhí)行書記授意的機關，一切的考察程序成為了走過場。組織部長當然難辭其咎。

　　遼寧反腐倡廉展覽館2014年春節(jié)后正式向社會免費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