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堵”手段，權宜之計還是治本之策？

　　以“大氣污染國十條”的發布為標志，中國扣響了向ＰＭ２．５宣戰的“發令槍”，全面打響呼吸保衛戰。

　　然而，不斷強化的以“限”為關鍵字眼的治理手段背后，是公眾越來越強烈的質疑——這究竟是權宜之計，還是治本之策？

　　２０１４年起，繼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后，天津市開始實施汽車限購政策。

　　郝吉明說，關于霧霾成因的研究基本認可了機動車污染在千萬人口以上大城市的貢獻。在這類城市中，機動車保有量、使用頻率以及密集度都很高，機動車污染貢獻占據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控制汽車總量不僅是控制機動車污染的一招，也與緩解交通擁堵、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政策導向相關。

　　“但必須認識到，在行政手段之外，以經濟和市場手段促進機動車管理乃至整個霧霾治理仍有很大空間。”郝吉明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巡視員林家彬說，北京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尚未形成，道路設計不夠合理，車流主要集中在大路上，而作為疏解交通毛細血管的小路卻發展不夠充分。

　　“擁擠的人口、擁堵的交通、輸入性生活消費、脆弱的環境自凈力，再加上城市本身的熱島效應，如果防控措施跟不上，城市環境必然日益惡化。”林家彬說。

　　霧霾頻發的背后，是亟待轉型升級的產業結構、亟須調整的政績考核制度以及亟待改變的生活生產方式。

　　以汽車尾氣治理為例，相對于私家車，公共交通在環保方面具有顯而易見的優越性。２０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日本重視依靠軌道交通引導城市副中心發展，經過多年建設，在早高峰時的市中心區，有９１％的人乘坐軌道交通工具。

　　顯然，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給市民公交充分尊嚴，要比單純“限購”“限行”更能治本。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何建中說，便宜、便利、有尊嚴的公共交通系統是多數人冷落私家車、選擇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主要原因。

　　“探索霧霾治理之路，簡單的‘堵’或‘限’已難以應對。這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實現社會整體治理水平的提高。”國務院參事、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