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下半年開始，深圳的謝敏（化名）女士和她的朋友們也都不敢再去香港買表了。謝敏的丈夫在國企工作，被領導一再叮囑“現在要低調”。為了低調，丈夫現在戴的是一塊5000港元左右的舊款瑞士雷達表，因為“低調得好”，在開會的時候得到領導的稱贊。而謝敏自己也將1萬多元的歐米茄表轉賣，戴起了1000元左右的精工女表。“其實以我們的收入買得起萬把來塊的表，但是你一戴上就會被別人說，這個時候還是低調一點好”。（1月27日《時代周報》）

　　在強勢的反腐背景下，國企員工在消費上強調“低調”，并因“戴5000港元左右手表”而獲得領導“低調得好”的贊賞，當然并不讓人感到十分費解。事實上，在時下的現實生活中，這種“低調”并非個別人的選擇，而是一種十分普遍的集體心態，同時，這種“低調”的消費選擇，也并不局限于手表這樣一種奢侈品，而是整個奢侈品消費領域都普遍存在的一種選擇。如據美國管理咨詢公司貝恩發布的《2014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研究》顯示，2014年，中國內地奢侈品市場首次出現負增長。

　　但是，對于國內廣大普通民眾、“升斗小民”來說，這樣一種“國企員工因戴5000港元左右手表而獲得領導贊賞”的“低調”，顯然并不是一種多么值得欣慰的“低調”。首先，“5000港元的手表”，雖然在上述國企員工來看算不得什么、已極盡樸素“低調”，但在普通民眾眼中，它事實上仍是一種相當奢侈、顯得“高不可攀”的消費。如據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數據，201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其中，“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747元，中等偏下收入組10887元，中等收入組17631元”，這意味，5000港元折合約4000元人民幣，仍是許多普通居民好幾個月甚至一年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更重要的是，從反腐的角度來看，國企員工“戴5000港元的手表”盡管確實表現傳達出了某種“低調”，但該“低調”顯然又僅僅是懾于反腐高壓態勢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種權宜性質的“低調”，而并非真正主動為之、自然流露出的常態性“低調”，所謂“以我們的收入買得起萬把來塊的表，但是你一戴上就會被別人說，這個時候還是低調一點好”。

　　這也就是說，這種“低調”，事實上不過是因為不敢“高調”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并不是當真不能、不想“高調”。而這樣一種僅僅因不敢“高調”才表現出的“低調”，顯然既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低調”，更不是足以令人放心甚至慶賀“大功告成”的“低調”，隨時都可能面臨“高調”復出、重新反彈回潮的風險。這誠如最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告誡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四風’病源還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層面，‘不能’‘不想’的問題還遠沒有解決，防止反彈任務艱巨”。